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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闹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达到高潮，一度甚嚣尘上。后来，看客渐少，票房渐差，尤其国门大开以后，花上万把块钱，根据马斯赫特条约，欧盟国家一个礼拜即可走透；在911以前，美国还没有启用必须按指印，脱鞋子，方可过关的制度之前，中国人到美利坚合众国，像北京人从东单到西单那样方便。于是，大家觉得不过彼此彼此，干嘛非要把你当上帝，把你的话当圣经呢？于是，诸神退位，破除迷信。至于个别还找不到感觉的先生女士，非等洋人颁给一张文学绿卡，仍像阿Q那样，睡在土谷祠里，做白衣白袍的美梦，那也只好由他了。

应该看到，忧患意识，这种绝对为政治或政治化的创作冲动，是中国文学的强项。这种为外国人所不屑的政治，所看不上的的政治化，其实正是中国文学的特别之处。这种对于社会，民族，国家，人民的现实主义关怀，正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所在，创作生命所在。

我们的作品，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至于外国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接受或者不接受，那是其次又其次的考虑。一个中国作家，用得着咸吃萝卜淡操心，要在意那个夏志清的喜欢，或者，要留神那个马悦然的接受吗？有人自作多情，那是他的自由，但由此数典忘祖，做假洋鬼子，那可就是出洋相了。其实，文学这片疆域，是个任其驰骋的自由空间。即使你一定脑袋朝下，裤裆朝上，拿大顶走着瞧，也是未尝不可的。尽管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断不了这种两支脚不落在土地上的拿大顶文学，然而，那永远也成为不了中国文学的主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老百姓不吃你这一套，谁也没有办法。

诗人何以《秦中吟》（3）

这就是国情，这就是特色，这就是历经千年而宗旨不变的中国文学传统。

不论朝代之变迁，不论帝王之更迭，不论统治者之笼络收买，或打击镇压，不论被统治者之欢迎爱戴，或冷淡隔膜，中国文人中的大多数，总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的大多数者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惟有如此，老百姓买你的账。文学，从来是双向的，互通的，有来有往的行为，你不关注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干吗要捧你的场？

除非那一天，中国人平均收入与西方发达国家看齐，或者超过，而且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块土地上不曾发生战争和###，不至于再出现“人食人”的恐怖和残忍，也许，如同在象牙之塔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中国文人，那时该再也用不着现实主义，可以将其扔进字纸篓里，那时大概也就比较容易与西方文学接轨，走向世界了。然而，在这之前，这条从哀鸿遍野，创痍满目，饿殍载道，血流飘杵的中国历史中驶来的文学航船，让一个稍有觉醒的中国文人，闭上眼睛，转过身去，视若不见，置若罔闻，是不大容易做到的。这也是中国文学只有沉重苦难的呻吟，而无太浪漫的色彩，只有含泪忍痛的惨笑，而无很幽默的优雅，这种受煎熬的历史过程，决定了中国文人和文学的抉择。

所以，读到白居易这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诗句，面对人类社会从蒙昧原始阶段以后，就再也不出现的食人生蕃式的残忍，眼看一个个活人，被肢解开来，丢进鼎沸的铁锅里，成为另外一些人的食物时，我不能设想，处于如此惊怖状态下的作家诗人能写得出来，那气定神闲的《围城》，那冲淡隽永的《边城》，那缠绵悱恻的《金锁记》？

《秦中吟》诗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面对触目惊心的悲惨现实，诗人的良知又不能无动于衷，做不到熟视无睹，做不到心如古井，更做不到麻木不仁，因此，他抱定宗旨，以诗舒愤懑，以诗纾民困，这种中国文人的觉悟，正是中国文学最可贵的情操，大可不必因为外来的歪嘴和尚，那几句闲言碎语，而动摇植根于厚土中的中国文学之本。

白居易所以之这值得敬佩，所以之成为文学史上的大师，第一，他的讽谕诗，写出了时代的真实，第二，他为他的这些直面人生的作品，付出了代价。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