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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8）

孙权不冷静观察，自以为是地作出判断，认为曹魏的三代国君是一代不如一代。而实际情况和孙权估计得完全相反。魏明帝曹睿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雄略之主，他“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三国志》卷三《明帝纪》。。例如他在位时，任用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任用满宠、贾逵抗击东吴，都取得了成效，使吴、蜀的屡次进攻皆以失败而告终。曹睿既然是一代明君，魏国此时又有司马懿、曹真、陈群、满宠这样的杰出人才，因此“天下有变”的局面并未出现，故陆逊认为“其患更深于操时”，坚决不主张大规模北伐，其见识远远高出孙权。孙权讥刺“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结果反而被裴松之嘲弄，他在孙权此论后加注曰：“臣松之以为魏明帝一时明君，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注引裴松之曰。

实践证明，陆逊不主张东吴大举北伐是完全正确的。孙权、陆逊死后，诸葛恪执政，此人略有才智，然狂妄自大。自东兴战役打败魏军后，“遂有轻敌之心”，他不顾文武大臣的联名反对，竟然倾全国之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伐魏，这是东吴历史上动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结果诸葛恪大败，“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兵卒死者大半。”《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亮传》。其实，陆逊在世时对孙权重用诸葛恪颇有微词，他曾劝谏孙权毋委诸葛恪以重任，又作书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幸的是，诸葛恪果为陆逊所言中，北伐失利，不仅使东吴国力大受损伤，且自身亦死于非命。

3。渐不克终的君臣关系

陆逊之所以在三国纷争中建立如此卓越的功勋，除了他个人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外，同吴主孙权对他的极度信任，委以军国重任是分不开的。夷陵之战时，陆逊虽已崭露头角，但毕竟资望甚浅，而其对手又是久经沙场，被曹操目为“天下英雄”的刘备。孙吴重将、旧臣、贵戚对陆逊这个年轻书生的能力皆表示怀疑，甚至不服从陆逊的指挥。在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陆逊正是在孙权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大破蜀军，取得辉煌胜利。

刘备死后，诸葛亮秉政，吴、蜀之间的联盟虽然重新恢复，然而双方皆有猜忌、防范之心，故对两国之间的外交策略十分重视。孙权将吴国的外交大权托付陆逊，凡“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同上。。孙权甚至把自己吴王的大印都放到陆逊那里，大小事情，是否可行，都要听取陆逊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这种君臣同心、肝胆相照的关系比之蜀汉刘、葛的“鱼水”之情毫不逊色。

黄武七年，曹休以十万大军大举攻吴，司马懿亦率军自汉水而下。形势十分严重。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统率三军。陆逊这次挂帅出征，仪礼规格之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陆机为逊铭曰：‘魏大司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钺、统御六师及中军禁卫而摄行王事，主上执鞭，百司屈膝。’吴录曰：假逊黄钺，吴王亲执鞭以见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黄钺在商周时为天子所专用，周武王伐纣时曾用黄钺，《尚书·牧誓》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可见，陆逊此时已享受了超乎人臣的礼遇。

孙权称帝后，拜诸葛瑾为大将军，而以逊为上大将军，汉代将军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将军。《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文献通考》卷五十九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孙权所置的“上大将军”之职并非汉制，而是其独创。“吴于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