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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逊之手。所以，陈寿禁不住称赞道：“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同上。夷陵之战的实践充分证明，陆逊作为三国时代超一流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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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5）

以国力而论，吴、蜀二国相差无几，故陆逊打败蜀国，取得荆州、夷陵之战的胜利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对付曹魏，孙吴则明显以弱抗强。曹魏大臣刘晔在分析三国鼎立的形势时指出：“今天下三分，中国（指曹魏）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诚然，刘晔之辞有夸大之嫌，但毋庸置疑，曹魏的综合国力是三国中最强大的。王夫之曰：“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证之于史，船山先生所言极是，吴国虽小，但与“势强”之曹魏、“义正”之蜀汉“角立”，从来就不落“下风”，其原因乃“吴有人焉”，孙吴“英杰”前仆后继，源源不断。赤壁之战周瑜大破曹操，孙权在江东的基业得到了巩固。接着，吕蒙又夺取了荆州，孙吴的疆域进一步得到扩大。但迫于“魏之势强，蜀汉之义正”，孙权迟迟不敢称帝。“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魏略》。故直至曹丕、刘备崩逝后，孙权仍未即九五之尊。孙权在等待时机，即吴国不仅能战胜蜀汉，而且要打败曹魏，在气势上完全震慑住魏、蜀二国。

公元228年，魏、吴石亭之战爆发，陆逊再立战功，大破魏国大司马曹休于淮南石亭。《三国志·陆逊传》载：“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此次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吴国君臣，因为自孙吴夺取荆州时，为避免陷于同魏、蜀两线作战的困境，孙权被迫向曹魏称臣、纳贡。魏文帝曹丕一再胁迫孙权“质子”。夷陵之战刚结束，曹魏三路大军征讨吴国。孙权一面发兵抵御，一面“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声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权一时间被弄得狼狈不堪。由此可见，孙权在取得夷陵之战的大捷后，也十分需要在军事上同魏国决一高下，将曹魏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所以，陆逊在石亭之战中获得全胜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他不仅进一步显示了陆逊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使吴国在三国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石亭之战后第二年，即公元229年，孙权于武昌即皇帝位，改年号为黄龙，表示与魏、蜀二国在名分上完全平等。

夷陵、石亭之战后，陆逊声名大震，魏、蜀二国皆视其为劲敌，不敢轻举妄动。如孙权称帝时，蜀汉群臣愤愤不平，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孙权乃“僭逆”，应“绝其盟好”，诸葛亮认为“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其实夷陵之战惨败，诸葛亮亦耿耿于怀，若有机会亦欲复仇，但以陆逊为代表的东吴“贤才尚多”，才使得诸葛亮不敢轻启战端，重蹈覆辙。

魏国也深知陆逊精通谋略，善于用兵，故时时加以提防。如石亭之战前，魏前将军满宠就反对曹休深入吴境。他认为“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很可能掉入陆逊所设的陷阱。嘉禾三年，孙权、陆逊、孙韶兵分三路，大举北伐。魏明帝曹睿御驾亲征，孙权退走。恰好陆逊派出的信使韩扁被魏军擒获。诸葛瑾急忙写信给陆逊：“大驾（指孙权）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陆逊却若无其事地安排将士们在营中耕地种豆，弈棋射箭。诸葛瑾不解其故，前来询问，陆逊答道：“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于是，他下令大军分水陆两路进攻襄阳，魏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因他们“素惮陆逊”，遂紧闭城门，不敢迎战。陆逊“徐整部伍，张拓形势，步趋船；敌不敢干”《三国志》卷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