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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市场费用，研发费用，有对未来投入的钱，我们要求毛利率每年提升2％，从平均22％的毛利率开始，到35％的毛利率，改变和带动的是我们整个经营系统。1997年我们认识到品牌对未来的价值，于是开始建设品牌，不仅是随着目标不断提高市场费用的比重，而且把品牌作为资产来建设；1999年，我们开始预提技术费用，和国际食品公司接轨的技术研发费用，使我们建立了新品辈出的机制，更让我们有足够的财力和思路吸引优秀科技人才；2000年我们把现金流量的增值作为改善经营的主要指标，“现金为王”的行为深入人心……这些发生在每年的不断进步，使得我们的运营质量不断提高，到2002年，光明的的投资回报率达到30％，一跃成为上实控股下属企业中进步最快的公司。

上实控股是擅长资本经营的投资公司。从1999年起，上实控股的卓总就鼓励光明乳业独立上市，直接到资本市场上去历练，去发展。我也心动了，开始筹备独立上市的计划。，2000年我们在酝勷上香港上红筹股的方案讨论会上，上海证监会的领导发言问道，为什么好公司都跑到香港、美国上市去了？像光明这样的好公司应该要留在中国，留在上海。我说我们也愿意在中国上A股，只是A股有名额限制。7月下旬，我正在内蒙古光明的海拉尔基地视察工作时，接到了上海方面的电话，市政府决定把今年上市的名额给光明，要求我们在最快的时间完成改制，争取当年完成上市。如果天上真会掉馅饼，大概就指这样的情况了，我听到这个突然降临的大好消息，马上赶回了上海，连高兴的时间都没有，就投入到了上市公司要走的程序中。

不过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不是这么好啃的，我知道我们在企业改制以及和母公司三分开的问题上，也需要过关斩将。。当时对上市公司有要求，包括要将两个法人的责任公司改为五个发起人的股份公司，并且要求光明乳业与母公司牛奶集团实行资产、人员和经营三分开，我们以为所有人都能识大局，以光明乳业的上市为重，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这两件事情上的认识不足，使得我们整个独立上市行动变得异常惊险。

一开始，在企业改制上，两个大股东都同意出让10％的股份，但给什么样的小股东成为焦点。我一直希望上市公司的股权改制能引进好的投资者，能进一步优化光明的股权结构。为此我主动找到了东方希望的刘永行，此前我和他曾有过两次交流，我很欣赏他诚信踏实的经营作风，找着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在我们表明意向后，刘永行也表态了，他说他从未投资过国企，是否能让他先看过光明的经营状况后再作决定，我们同意了。第二天，他的投资总监入驻我们公司，一待就是三天，不断的查账和实地考察后，刘永行的投资总监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回去后刘永行给我电话，他决定投资光明。

确定了刘永行后，我们又主动找了上海大众交通公司的杨国平，我觉得他在国企改革和股权经营上有胜人一筹的本领，因此决定引他进入，杨国平同意进入。而上海国资公司的陈绍昌听说我们在改制，便主动找到我，要求投资光明乳业，我和他同在一家公司作独立董事，因此对他也有几分了解，双方感觉都不错。

一切准备就绪后，上实方面却遇到了障碍。上实董事会表态，“肥水不流外人田”，决定要将10％的股份留给自己的下属公司。这我怎能同意呢？股权分置毕竟会影响到光明今后长期的发展，我不能接受上市后依然集中在内部人的做法，我必须说服上实。当我要找卓福民沟通此事时，却被告知他正带队在英国路演，不得已，我只能跟他电话沟通，而且必须在下午4点以后。于是在那阵子，我每天下午的第一要事，就是在4点钟准时向卓总汇报工作。我向卓福民坦言我分散股权，引入新鲜资源的设想，并且告诉他我已经选好了对象，采用我的方案将百利而无一害。卓总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之后我们又联系上实董事和正在宁夏考察的的上实蔡董事长，取得了他的谅解和同意，企业改制的方案基本如愿进行。

此后我们将精力主要放在与母公司三分开的具体操作上，但这次努力却令我心灰意冷，如果没有后来戏剧性的贵人相助，我几乎放弃上市的想法。

事情的起因是与母公司三分开的执行，这又重新引发了关于1997年和上实合资价值和是否必有的争论，其实此事的争议在一定范围内从未停止过，只是我不在意也没时间过问。2000年8月底，为了争取母公司的同意，我邀请了集团的主要领导，我非常认真地把光明合资后两个公司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