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3/4 页)

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官史应当担负起阐明历史真实情况的责任，如陈继儒批评正史对建文朝史实“灭曲直不载，不若直陈其状而征示以无可加也；斥野史为尽讹，不如互述其异同，而明见其不必尽情也”｛69｝。朱鹭则借野史的发达，指出这明显表示正史陷于一种困境，进而提出恢复史臣的“史权”，即史臣有改正历史错误和叙写历史真实情况的操笔之权，回复其“天子有所不能制”的特质，以保障历史书写的严肃性，他说：“且夫史官而禁之书，能必野史之不书邪？与其为野史书，传疑述伪，逐影寻响，夸张其说而矫诬其事，宁正之今日乎？秉史笔者尤得以弥缝讳饰岂间而不至于滋万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权可不用邪？”｛70｝到万历年间，“重写历史”运动已经成为朝臣奏事时的公开议题。礼科给事中孙羽侯和杨天民、御史牛应元和史官焦竑，都先后上书主张在正史中给建文时期以“本纪”地位。万历皇帝对于这些建议未敢完全允准，但他一面命将建文朝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一方面同意直书建文年号。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朱棣时代发明“革除年”一词，就是基于取消建文年号、在政治上不承认这段历史。时隔百余年，被抹去的“建文”字眼，终于又合法地重返历史话语（所以才有了《建文朝野汇编》和《建文书法拟》这样的书名）。｛71｝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伪君子朱棣（21）

虽然朱棣所为，颇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可笑与可怜，但从另一角度看，历史也走了很长很大的弯路。简简单单、客观存在的事实，却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来纠正、复原，不必说空耗精力纯属多余，正气的低迷更是可怕的内伤。起因不过是朱棣的一己之私，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

恶之花二：倚用宦官

由太监｛72｝而起的误国殃政的弊端，是中国古代史的特产，因为太监乃刑余之辈，所以通常也把这种政治灾难称为“阉祸”。而历朝历代，阉祸最甚的当数汉、唐、明。进而又须交代，明代阉祸本来是可以也应该避免的，之未避免，反而发展到成为导致明代亡国的主因之一的地步，就是拜永乐皇帝朱棣之所赐。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一个叫曹参芳的学者正忙于编撰他的一部历史著作《逊国正气纪》。“逊国”，指建文帝朱允炆被朱棣推翻事；后世替朱棣找台阶下，回避他篡位的事实，用朱允炆“逊国”即主动让位的说法来遮掩。等到这本书写成之时———“崇祯甲申中秋前一日”———崇祯皇帝已吊死煤山。作者的本意，是借这本书探讨国家救亡之道———当时明要亡的迹象，实在比较清楚了———所谓对“正气”的重申与呼唤。可惜，没等到他写出来，明已经先亡掉了。但他对可以视为明亡国之因的一些总结，仍值得一观。其中有一段写道：

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朱元璋】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宫府谧如。虽让皇帝【朱允炆】纷更祖制，此独尊之加严焉，以故遗恨内臣，密谋通燕。文皇【朱棣】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俨保之谮行而抚监岌岌矣，监军之势张而马骐以交趾予敌矣。延至逆振，举万乘之尊轻掷蛮夷，丧中原锐气多矣。而吉祥辈复积骄成怨，积怨成逆。汪直之启衅，缧绁盈朝，积骨盈边，可胜悼哉？正德间，八虎横一豹吼，逆瑾惨烈，祸延宗社……继以魏珰，狐豕满朝，忠良膏野，上公称而庙貌祀，窃号窃名，古今惨变……｛73｝

列阉祸为明代乱政且逐步导向衰亡的主要根源，而且，对这种趋势与过程叙述得相当简洁，一目了然，普通读者透过这区区两百来字，已可周详了解明代阉祸的由来和发展：第一，在朱元璋时代，宦官是被严格控制使用的对象，严格程度甚至历来没有，“止供撒扫”，他们只是做纯属清洁工性质的服务人员，所以没有发生阉祸。第二，朱允炆继位后发起不少对洪武政治的改革，唯独这一条不改，且严上加严，所以也没有发生阉祸，但导致一部分宦官暗心衔恨，里通燕王，帮助朱棣推翻朱允炆。第三，朱棣篡权阴谋既已得逞，为着多重目的（稍后述），彻底改变由朱元璋制订、朱允炆坚持的排斥宦官干政的政策，把宦官当做心腹耳目加以利用，由此开启明代深重的阉祸之门。第四，祸门既启，坏例已立，以后历代阉祸愈演愈烈，作恶巨珰层出不穷，作者列举了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这些大太监都曾甚嚣尘上。像魏忠贤，搞到忠良见戮，百官争相当其走狗，甚至活着的时候享受专祠奉祀；而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