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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才打道回府。可是这样一个光荣的历史传统，却被朱棣断送了。他比那个齐国大夫崔杼厉害得多，崔杼杀了几个人后，看见史官不肯屈服，就不敢杀了。朱棣可不像他这样胆小，只要敢违抗，有多少杀多少。而且，有他开了这极坏的先例，后来满人入主中原，就顺利地继承了其衣钵，在修《明史》时，对本民族早先在明代建州的活动任意取舍，有利的则记，不利的统统掩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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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20）

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是一个国家清明与否的主要标志。因为历史不单单是一个叙事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正义与伦理的问题。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以史为鉴”的道理，视历史为一面客观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的镜子，民族和国家必须从不被歪曲的历史中得到对益害的正确认识，才能把现实和未来的路走好。

忠实于历史，是每个民族的道德底线之一。这道底线都崩溃了，其他可想而知。

所以朱棣从头到尾，不仅仅是用武力推翻合法君主来强奸了民意，也不仅仅是用粉饰造假来强奸了历史，他还强奸了中国人文的一种健康精神！

这个影响最坏。永乐年间给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蒙上长久的阴影。朱棣上台后所屠杀的知识分子，都属忠正一路。这些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知识分子中品质较好的一部分。本来，他们代表着国家正气之所在，即便不能为己所用，至少应该给予很高的尊重才对。但朱棣没有这雅量，他的逻辑是，你不肯低头，我就把你的头砍掉了事。然而，被斫伤的绝不仅是千百受难者的肉体，还有他们禀持的人格精神。正气下降，邪气自然上升。有诗咏当时风气之坏：“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66｝不愿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则选择明哲保身之路，退出公共领域，甚至放弃儒生的身份以及功名之心，出现一种“亘古所无”的现象，“上自宰辅，下逮儒绅”，“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67｝。

朱元璋搞了那么多文字狱，也没把“士”气搞到这个地步。洪武时期的文字狱，虽然野蛮而荒唐，却并不针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基本价值观。朱元璋这个人，无知狭隘，但对儒家正统精神还是肯定和鼓励的（除开孟子思想中“非君”的那一部分）。朱棣却不同。朱棣打击的，恰恰是从儒家伦理正派根源上来的理念和气节。明初，这些理念和气节，随着外族异质文化统治的结束，正处于蓬勃向上的状态，我们从洪武时期以宋濂为首的皇家教师团的大儒们身上，从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殉难忠臣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正统价值观和自信心呈现强劲复苏的趋势，然而“靖难之役”后的一场残酷镇压，又将这趋势摧折殆尽。

如何对待建文朝这段历史，始终是明代意识形态难以隐去的痛。恢复原貌、回到真相的意志，也始终顽强地生存在人们的良心中，丝毫未因时间的流逝、记忆的远去而褪色。威权可压制正义于一时，却不能左右真相于永远。因为历史是一种伦理力量，它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不会接受强权的摆布；在历史与强权的对抗中，最后败下阵的必为后者。

朱棣死去以后，主张为朱允炆本人和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忠臣恢复名誉的呼声逐渐抬头，到了中晚明，更演变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重写历史”运动。当代学者杨艳秋对这个现象做了专门研究，并撰论文《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68｝，其中指出：

关于明代建文史籍的数目，无人做过具体的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著录了二十种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杂史类十四种，传记类六种；清人陈田编辑的《明诗记事》乙弧�刑岬搅怂氖�恢帧Ｈ舫�テ渲兄Ｏ�摹段嵫П唷贰⒑吻窃兜摹睹�讲亍贰⑽馐科娴摹痘拭鞲笔椤贰⒁潦睾獾摹妒非浴贰⒅旃�醯摹妒犯拧返任宀孔酆闲缘睦�分�觯�ゼ墙ㄎ某�碌氖芳�灿腥���浚换朴蒺⒌摹肚�晏檬槟俊分校�ㄎ氖芳�蚨啻镂迨�胖郑�比唬�飧鍪�衷对恫荒苣依�鞔��械慕ㄎ氖芳����恳严嗟笨晒邸�

文中还次第细述了正德至嘉靖、万历和万历以后三个时期针对建文朝的“重写历史”运动的情形，很可一读。

这个运动，首先是民间的、自发的，既然官史不尊重事实，强行歪曲历史，民间话语便以自行叙事亦即所谓“野史”的方式，做出反弹。明代“野史”或者说私人的非正式历史写作之高度发达，与建文事件的刺激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大量野史的出现，又推动了正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