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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墙壁时，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老师了。那时的中学生很幼稚、天真，理解“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自己的老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首先，造老师的反。所以，平常对学生严格要求的老师几乎普遍受到学生的冲击，有的被剃光头，有的被游街。那时，同学们的依据就是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接下来是所谓“破四旧”，先后到一些被认为是“牛鬼蛇神”的人家中去抄家，也不知道“四旧”的标准是什么，于是，看到什么陈旧，就砸、就打。那是一个无法无天、具有狂热、失去理性的时代，“*”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革文化命”。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从小道传抄到学校的。这张大字报后不久，又传来“16条”的文件，这才明白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搞的，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下才扭转了革命的方向。学生们开始把斗争的矛头由老师身上转移到各级地方党政领导，集中力量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于是，8月15日至17日，西安地区的学生在建国路陕西省委门口马路上进行三天静坐示威，要求揪出省委书记霍士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时，学生们已经开始用谩骂代替战斗，称霍士廉为“霍死脸”，称刘澜涛同志为“刘烂桃”，公然对党的干部进行人身污辱。

静坐事件平息后，西安逐渐形成两派对立。一派是“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派”）；另一派是西安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开始打口水战，在互相游街时当街对骂，互喊口号，后来，就演变为武斗。

从1966年7月开始，不少学生利用停课闹革命，开始进行革命大串联。那年冬天的11月份，我先到北京串联，又于12月和我们小组11人利用1个月时间参加到陕北延安的一次徒步长征，到延安革命圣地，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　最好的txt下载网

难以忘却的记忆（3）

1967年1月，根据学校安排，我和班上几位同学一块到西安东郊洪庆地区一座军工厂……十号信箱（庆华电器厂）下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下厂劳动在40多天后被迫中止，又回到学校，叫“复课闹革命”。

可是，学校里一无老师，二无教材，怎么复课？几乎1967年至1968年就是在不断升级的武斗中度过的。直到1968年10月，上边有精神传达要求红卫兵小将要听从党召唤，下乡去锻炼。不少人对这一决定的正确性持怀疑态度，迟迟不肯下去。但任何时候，总有先行者。10月15日，我校第一批50多人到长安县红道峪乡插队落户，学校为他们专门召开欢送会，还戴了大红花。从那以后，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在公社书记带领下，来到学校进行介绍，记得有大荔县的、彬县的、宝鸡县的、凤县的、陇县的。也许是宝鸡县的那位公社书记口才好，说该县有山有水、有铁路、公路，结果一下子就报告去300多人。学校采取边报名、边送人的方法，接着，大荔县又去了150多名学生。这一下子，其余观望的同学们就越来越沉不住气了。

1968年10月21日，毛泽东最新指示传达：“知识青年应该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条最新指示一广播，全国兴起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热潮。在那种背景下，许多同学跟家长商量，不下乡是不行了，怎么办？走吧。于是，我们到陕西秦岭深山凤县温江寺公社插队落户，当农民。

火车先是行驶在西宝线上，后来又行驶在宝成线的山路上，大约行进了570多公里路程。只听见列车员报站：“双石铺车站到了，准备下车！”我这才中断了自己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来，收拾行李，向车门口移动，心中想的是一个最想知道的问题，我们将要落户的地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山村呀？

二 落户首先要过“三关”

凌晨三点多钟，从双石铺车站下车即有汽车把我们一行人接到了凤县县委知青办。四周一片漆黑，依稀看到群山的黑影，头顶有星斗眨眼闪燃，马路高低不平，这从汽车剧烈的颠簸中能深深感到。

第二天一早，县知青办的李继录主任来看望我们。他中等身材，操岐山地方口音，和蔼可亲，据说是原来由中校教师提拔上来的，这稍微使我们感到一点亲近，心情也放松了许多。

坐上县知青办安排的卡车，踏上了去温江寺公社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