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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罪责难免，在关押待审期间，只身外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档了伪军，后下落不明。也有人传闻，说他在战斗中被我军打死了。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在严重关头丧失党性原则，当时被开除党籍，免去了书记职务。后来又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
（1976）
4、孔令闻：湖西“肃托事件”初探
湖西“肃托事件”，虽是一个地方事件，但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震动全党的大案件。在“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的名义下，使我们约三百名干部、党员遭到杀害，给我党领导的湖西人民抗日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十九三九年十一月间，在罗荣桓同志的亲自主持下，从根本上刹住了“肃托”主持者乱捕乱杀的罪恶活动，挽救了湖西地区的党和广大干部。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湖西“肃托事件”是怎样发生的
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于一九三九年八至十一月间。这时，湖西地区称苏鲁豫边区， 党的领导机构为苏鲁豫区党委，在区党委下有湖边地委、鲁西南地委、单县中心县委、 沛县中心县委、肖宿永中心县委等，地处山东、 江苏、河南、安徽四省交界地带，约二十余县。当时的形势，一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各种群众抗日组织迅速发展，苏鲁豫边区群众的抗日斗争正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二是日寇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正在抽调兵力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特别是为巩固其对我徐州和津浦、陇海两线之占领，妄图摧毁我苏鲁豫边区的抗日力量。三是国民党由片面的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人民，特别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苏北国民党专员更积极布置*，妄图把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挤出苏鲁豫边区。总之，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正在猛烈发展， 同时，又面临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互相交错、尖锐：复杂的局面（J但当时苏鲁豫边区的主要领导者，缺乏经验，对这种复杂的形势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处于心中无数的状态之中；对于形势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肃托事件”发生了。
湖西“肃托事件”，首先是从湖边干校发难的。 湖边地委为了适应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建设的需要，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干校负责人由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兼任，但实际上只是挂—名，干校的日常工作交由非党教员魏定远&；#8226；负责来干校学习的学员，大都是抗日爱国的
小知识分子。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很高，有为国捐躯的志愿，但又缺乏无产阶级和革命队伍中必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思想易于浮动。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在临近毕业之际，在一部分学员中发生了“要不要服从组织分配、到㈠己不愿去的地方或单位工作”的议论。由于学校平时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 竟没有发现这种思想动向，致使这种思想和议论蔓延开来。特别是沛县来的学员，不愿留在湖边工作，要旧沛县去，说那里有新的共产党， 也可以加入。同时，又发现在学员中有“同乡会” 的组织。湖边地委的领导者，发观这种情况后，大为惊慌，认为这一定是由于敌人的破坏造成的。由于地委书记李毅正在患恶性疟疾，就把这件事交给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去处理。
王须仁则混水摸鱼，在进行了所谓“调查”之后，耸人听闻地宣称：魏定远居心不良，是这个潮流的煽动者和背后指挥者。于是地委据此逮捕了魏定远，交由王须仁负责审讯。王须仁接过审讯大权之后，大搞逼供讯。他乘康生的小册子《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已在边区党内干部中广为流传，报纸上报道国内外反托派斗争的消息不断出现，许多人对托派产生了恐惧感和神秘感之际，一上来，就逼问魏定远是不，是“托匪”。魏不承认有此事，接着就是残酷的肉刑，施用鞭打、坐老虎凳、
灌水，直到电刑（用手摇电话机）。没完没了，反复折磨。魏定远受刑不过，只得承认是“托派”。而王须仁并不罢休，为“扩大战果”， 接着就逼问“还有谁”？不说，就再用刑。于是又逼出了所谓“托派组织”，按照共产党的组织系统编造说： 托派的组织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等。又说，湖西地区的托派组织叫苏鲁豫边区特委，是受托派山东省委领导的，在托派苏鲁豫边区特委之下，还有铜山、砀山，丰县、沛县、金乡、鱼台、单县等托派的组织。甚至干校学员的群众文艺团体（文协），在王须仁的酷刑下，也成了“托派外围组织’。这样，就牵涉到了一些人， 为 “肃托”的恶性发展，打开了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