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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封建文化和道德所麻痹的神经；或是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为迎接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与鲁迅站在《新青年》杂志同一立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人物，除了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外，还有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人。针对专为攻击《新青年》而创刊的《国粹丛编》，鲁迅等人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在《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一文中，鲁迅痛斥这些人：“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鲁迅小传（5）
随着“五四”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人民逐渐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探求着振兴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此期间写下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集中阐发了他对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的思想和见地，可谓是他对“五四”运动的重要献礼。1921年1月，鲁迅就胡适要求《新青年》“不谈政治”的险恶居心，复信予以坚决反对。同年12月底，鲁迅以“巴人”的笔名创作的不朽杰作——中篇小说《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江南一个小村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破了产的小雇农阿Q的艺术形象。阿Q一无所有，过着流浪的雇农生活。他平凡得连名姓都记不住。在生活的最底层，阿Q饱受土豪劣绅的欺凌和剥削，身心受到极度的摧残。而最可怕的，是他的麻木不仁和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每每遭到压迫或愚弄，他便以精神胜利法来求得宽慰。如他被人打了，便在心里骂：“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穷困潦倒，但他一句“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当辛亥革命的风暴波及到这个小村庄时，地主阶层惊恐莫名，生怕将自己现有的一切革掉了。而阿Q却怀着无比的虔诚和热情奔向它，因为他以为革命之后，“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结果，他的这个幼稚而糊涂的愿望很快就被现实击灭了。自己也成为所谓“革命党”的刀下冤鬼。小说通过刻划阿Q这一艺术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鞭挞了国人灵魂的落后一面。从此，“阿Q精神”也成为国人劣根性的代名词。鲁迅的创作动机亦正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1923年夏，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出版。集子收入他从1918年到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其间，鲁迅除了创作，仍继续进行着翻译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工作。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德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欧洲的《现代小说译丛》和《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及一些剧本等，都是这时期翻译完成的。1923年7月，因与周作人和其妻子羽太信子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鲁迅忍痛结束和全家人在北京四年的团聚生活，离开八道湾大家庭，迁到西城的砖塔胡同61号。周作人从此与鲁迅绝交。当初将全家从绍兴老家迁来北京，鲁迅原本希望一家人永不分离，苦乐与共。家庭生活的不幸，给鲁迅的内心留下的是一道又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1927年，鲁迅创作历史小说《铸剑》，将小说的一个惩恶扬善的黑色人取名“宴之敖”。对这三字，鲁迅的爱人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有如下解释：‘宴’的上部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意为鲁迅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1923年12月26日，鲁迅不顾肺病刚刚好转，前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此后两年，鲁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并投入到短篇小说和散文诗的创作热情中，先后写出《祝福》、《在酒楼上》、《肥皂》、《孤独者》、《伤逝》、《离婚》等短篇小说和散文诗《秋夜》、《影的告别》、《复仇》、《失掉的好地狱》、《颓败者的颤动》以及数量可观的杂文、散文等等。其中一部分都先后发表在《语丝》、《莽原》、《京报副刊》等刊物上，后分别结集为《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疾风知劲草，鲁迅经过“小我”的彷徨期，仍一如既往，更加坚定地投入到“大我”的暴风骤雨般的环境中。鲁迅新的革命阵地，是他参与编撰的《语丝》周刊和他创办主编的《莽原》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底。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