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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息走漏，遭到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干预。但在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竭力周旋下，会场从东京转移到横滨成功举行。这时，几百名留学生挤满会场，聆听当时中国革命思想家的最强音。到日本之初，鲁迅等人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基础课。鲁迅被分在江南班。平时，除了上课，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听讲演”。但鲁迅对那种“我在这里骂老太婆（指慈禧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式的嬉皮式讲演并不赞成，认为只引得一场大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通过与革命党人的频繁接触，这时鲁迅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更加强烈。 当时，中国人的长辫子被日本人讥刺为“猪尾巴”，清政府曾致电日本外交部，谓中国留学生若有剪辫者，勒令蓄发，如不蓄发，将其驱逐出境。1903年春，鲁迅毅然剪掉辫子，成为江南班剪辫的第一人。后来，他的小说《头发的故事》便是以此为题材。“富士山”被削平，使他感到浑身是那样轻松和解脱，他情不自禁地跑到照相馆拍照留念，并将此照送给了他的浙江同乡、至交好友许寿裳一张，照片后面题写一首七律，名曰《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以剪辫子作楔子，表达了他对灾难深重祖国的无比热爱，以及立志救国、献身革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许寿裳在《怀旧》）一文中曾解释四句诗的意思：“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办杂志、译小说》一文中，回忆鲁迅在日本的生活时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鲁迅不仅研究中国国民性，他还拿日本国民性来两相比较，从中寻找中国国民性的缺点，以求抑缺扬优，振兴中华。探求救国之道和博览群书是鲁迅在日本的两大精神需求。清政府支付的留学费用，除了交纳学费和购买必需的生活品，所剩无几。因此鲁迅经常节衣缩食，以便有一点余钱可以逛东京的书店。他所买的书大都是日文版的有关西方古、近现代的文学和哲学书籍，如希腊神话、罗马神话，裴多菲、拜伦、尼采、凡尔纳等人的著作，其间，鲁迅开始着手进行翻译工作，以便将它们介绍给国内中国读者。1903年2月，浙江籍留学生同乡会创办了一份杂志名曰《浙江潮》，由孙江东、蒋百里主编。蒋百里致发刊词说：“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又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我杂志亦如之，因以名。”阐述了《浙江潮》的创刊宗旨和精神。后该杂志改由许寿裳主编。鲁迅接受稿约，根据译文材料编著《斯巴达之魂》一文，发表在该刊第五期“小说”栏，文章借斯巴达的故事，激励国人坚强不屈的民族魂，以振兴中华。  
鲁迅小传（3）
1904年秋，鲁迅从弘文学院结业，没有进入清政府指定的东京帝大工科所属采矿冶金科，而是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学医术。因为他认为：“……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学成回国，不但可以救治像其父亲那样的病人，又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在仙台，学习任务非常繁重。鲁迅除了学习医学方面的基础课程，还要学习二三门外语。对于改换专业的鲁迅来说，一切都几乎从零开始。但他凭着刻苦用功，使成绩在同年级的一百多名学生中，处于中上等水平。但这个成绩，很快遭致日本同学的嫉恨。他们怀疑老师泄露考题给鲁迅，甚至给他写来充满民族歧视的侮辱信。而最使鲁迅难堪和痛苦的，不是个人受辱，而是对中国整个民族形象的严重歧视和侮辱。一次上课，老师讲完课，下课时间还未到，为了打发盈余的时间，他照例拿出一些风景或时事画片给学生看。其中一张上面是关于中国人的，画面上“一个绑在中间，许多人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绑着的人是因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为此，鲁迅等不及从仙台医学院毕业，便毅然决然地退学了。因为他认识到，一个民族强盛的因素，身体素质还在其次，主要的还是精神。“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