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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盘西化”论调，毫无畏惧与退让，更让人景仰。

钱穆于1949年离开祖国大陆后，他的学术关怀已经由为古人申冤的史学研究，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扬上。一如经学、理学，钱穆都在期待能找寻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而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思想大道，以文化中表露的历史精神，厘清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定位，甚至找到延续民族生命的原理。钱穆生前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思想文稿，主题即在“天人合一”，希望借中国人调和天道与人道的历史关怀，迎接未来的新世代挑战。

20世纪以降，正是所谓“国魂飘失”的时刻，历史已经成为漂流在后现代氛围中毫不可知、不可信的客体，“为往圣继绝学”的气度往往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甚至是众人的笑柄。钱穆曾哀伤地表示，遗忘了国史的爱国精神，不过是一种商业之爱，仅寻求对己有利之爱，无从激发高贵的历史精神。

钱穆的学术生涯始终走得很寂寞，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往往无法获得市场认同，使他显得万分的“不合时宜”。但或许这种寂寞正是中国历来文人所必经的考验，因此虽身困海隅一角，作为中华历史文化守护者的钱穆，仍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充分体现“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并为中国未来的文化与学术发扬打下了重要基石。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1）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在五四学生爱国游行中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里唯一的中文传单，共印了两万份。宣言由一名北大学生以简洁的白话文写成。日后这名学生成了蒋介石的部属，当了数十年国民党官僚。他就是以《新人生观》闻名的文人罗家伦。

起草五四宣言　性格惹争议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2月21日在江西进贤县出生。

父亲罗传珍，字沛卿，曾任江西省内万年、都昌、奉新等县县令。　罗家伦出生时，其父为进贤县知县。罗传珍能诗善文，工于书画，对罗家伦的文学造诣培养颇有影响；他勤政爱民，对新传入的西方文化很感兴趣，常托友人购书供罗家伦阅读；又因为常与新军、革命党人联络，罗家伦自幼即接触革命党的思想与著作。罗家伦的母亲周霞裳也颇具文采，时常教导他识字、读诗。

罗家伦四岁入私塾，九岁母亲去世，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十五岁始进美国传教士高福绥所办、位于南昌的英文夜校学习外文。1914年，罗家伦十八岁，进入由于右任、马相伯等革命党人创办的上海复旦公学。当时孙中山被推为复旦公学董事会主席。

罗家伦在复旦公学时期开始主编刊物，曾任《复旦杂志》编辑，文字颇佳，崇拜学术立场从君主立宪转向民主的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伦理多有批评，同学间有“老夫子”的称号。并于此一时期，开始与戴季陶等人接触。

1917年，罗家伦进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高一届的傅斯年以及顾颉刚、康白情等人一拍即合，创办《新潮》杂志，强调以近代人的言语表达近代人的思想，以解放学术自由，呼应胡适、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

罗家伦在校园内很活跃，常与胡适等人往来辩论，也对外国文学与原文书籍感兴趣。他曾在《新潮》的文章中表示，与其登些头脑不清的课艺内容，不如多译几篇西洋长短篇或关于西方科学常识的论文。因此，罗家伦与傅斯年几乎每个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新书。新潮社也组建“西书研究团”，并成立译书团。此外，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的段锡朋、合办《新潮》杂志的杨振声，都是罗家伦大学时期好友。

北大时期，罗家伦与友人接触了大量亲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福利主义的著作与阅读材料，与北大的国故派对立。他还与傅斯年等人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解放传统封建禁锢，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