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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台湾当局的决定。

女儿钱易、钱辉和儿子钱行等则表达了赴台奔丧意愿，但不希望如上次探亲时闹出事来，影响先人清静，只盼顺利成行，不要再有干扰。台湾方面受到在野党的舆论牵引，各界关注的却是钱家后人是否会依台湾官方规定，签署“参加叛乱组织自首书”，或是宣告脱离共产党后赴台，让钱家左右为难，终究放弃申请钱易等人去台奔丧，改由三子钱逊的长子钱军以及已故长子钱拙的儿子钱松去台，着重服在告别式会场答礼。

钱伟长无法赴台，仅能电函挽联，感念幼时失怙而由钱穆提携的恩情；也抱怨海峡未通而无法赴台奔丧的悲伤。钱易等人则说，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与父亲作最后告别，让子女感到相当遗憾，因此家属决定全力实现父亲归葬故里的心愿。

申请赴台奔丧未果的钱穆子女，仅能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

行的公祭。1992年1月，钱夫人遵照钱穆生前遗愿，奉钱穆灵骨归葬太湖

之滨，安葬于苏州太湖中的西山四龙山，钱伟长亲往致祭。钱穆生前数部

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均陪葬墓

中。

政治终究是一时的，历史始终公平而迅速地反击在时人身上。钱穆在台湾仍具有高度的声望与影响力。在钱穆被迫迁出素书楼过程中不遗余力进行打击的###，在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后，即为当年的无情进逼向胡美琦道歉，但胡美琦漠然地说：“迟来的道歉已没有意义。”

主人迁出后即闲置的素书楼，被台北市立图书馆于1992年1月6日辟为纪念馆。但由于房舍年久失修，必须进行长时间修缮，直到2001年12月31日才就近委托东吴大学经营，并于2002年3月29日重新开馆，摆设维持钱穆居住时旧貌。马英九主政下的台北市政府承诺，钱穆纪念馆必定对全民开放，以发扬钱穆的风范。

马英九代表台北市政府，为钱穆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正式致歉，并为钱穆平反。他强调，素书楼虽是市府财产，但登记为宾馆，是以招待国家重要贵宾的名义，邀请颠沛流离的钱穆夫妇长期居住，因此毫无占用房舍的问题，更是台北市的莫大光荣。胡美琦与马英九共同为钱穆纪念馆主持开馆，并栽种一棵“希望之松”，希望奠下后世史学的根基。2004年，台北市政府更进一步计划将钱穆、胡适、傅斯年等入祀孔庙。

正视历史　胸怀中国

一如钱穆夫人所撰的一副对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钱穆作为一代硕儒，在史学、经学上别有成就，见证了中国的起起伏伏，虽历经颠沛流离，却始终未忘著作、讲学，毕生为文超过一千五百万字。这其实是奠基于一股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热爱与信仰，期盼有待来者，从此也可以看出一代思想家的格局与胸襟。

尤其在传统价值与经典不断受到西方文化与科学精神的挑战之际，坚持传统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中华民族与历史文化的热爱，或许才是驱使钱穆不断奋战下去的原动力。

对钱穆而言，他引用顾炎武的看法，强调“亡国”与“亡天下”有本质上的差异，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无改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气运；不过一旦天下将亡、文化将亡，中国也就岌岌可危了。

钱穆在治学上，主张后学需熟读经书古籍，体会历史通变，厘清常变的主从关系，避免烦琐钻牛角尖的研究自限，只有如此始可在史学上成一家之言的看法，迄今仍历久弥新，别有见地。利用文献本身互相释证的治学方式，也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流派。同时钱穆一生不断扩大治学领域，期待寻找“吾道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又凸显出他求新求变的学者性格，以及在不同层面所扩散的巨大感染与影响力。

一如为反驳民初以来以疑古为学术主流的风潮，钱穆的首部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以考证辩驳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许多古籍是刘歆托古改制的流行说法；他又以《先秦诸子系年》对典籍中被提及的先秦诸子年代、事迹进行考证，将可疑的历史变为信史，也终于让历史回归定论，了却一番公案。

从新旧的角度来看，钱穆是站在维护旧的文化观点出发，质疑当代流行说法，究竟是保守，还是批判？拉开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或许当代论战之际极易被人抨击，但结果不证自明。尤其他以个人力量和学术专业，坚持“道统”，与大环境“政治正确”思潮对抗的气魄，甚至直言质疑大师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