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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走进这个公司的大门，伴随着日复一日在各个企业的奔波，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比一天压抑。以前生活在繁华大城市的摩天大楼里，我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思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今日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每天，我只是看看《新闻联播》，为这里的高速公路通车和那里的摩天大楼竣工而觉得自豪。对中国的了解，只是停留在一片繁荣昌盛的外表上。而今，我终于走出了自己所在的象牙塔，深入到国有企业、田间地头去，了解到了一个隐藏在浮华外表之下的真实的祖国。

二○○○年的秋天，我去了一个县里一家主要生产建筑振动机的特困国有企业。按理说这个地方属于平原地区，算不上最为贫困的地方；而这家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企业领导的贪污腐化，而是他们实在没有力量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找不到销路、进不了原料，最终被市场淘汰掉了。在参观这家企业的橡胶粉碎车间时，我发现那里异味扑鼻，空气中充满了有毒橡胶粉尘，别说待久了，就是在门口站一站就难受。工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唯一的劳动保护就是一副口罩。当我问及企业领导这些工人收入时，厂长告诉我一个令我无比惊讶的数字：年收入一千七百元，月均一百四十元。这区区的一百四十元钱，如果我们在一家餐馆里吃饭，无论如何算不上奢侈，但却是这个企业一名职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从那里回来以后四年了，我眼前总是能浮现出那个车间里遮天蔽日的橡胶粉尘，和戴着口罩为一百四十块钱卖命的工人。

那个厂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衣着非常寒酸。那天他跟我说：“我是这个厂的工人子弟，从小在院子里长大。后来我上了学，厂子却不行了。我不愿意看到我们厂就此垮掉，所以我回来了，想带领大家做点事情，救救我们的工厂。可是产品没有多少销路，我也没有钱搞技术革新。您要是有能力帮个忙，就帮我们想想办法吧。”我听了他的话，眼泪都快忍不住了，因为我也是一名工人子弟，父辈们赖以生存的企业也陷于了困境，多年发不出工资。但我只是一名小职员，一无钱二无权。于是，我回家以后找了妻子，看她们所管理的外贸企业有没有经营这类产品的，是否能帮人家找到销路。妻子找了几个外贸公司，可惜都不对路。这个忙我没有帮成，因此我对此一直抱以愧疚。

也是二○○○年，我去某移民县参加一个企业的破产债权人大会。在听清算组叙述该企业情况时得知：这个企业职工的房子盖好之后，没有钱安门窗，可是移民搬迁工作必须完成，于是就搬到了无门窗的房子里。职工也是多年没有发工资了，自己也没有钱安门窗，就弄些破塑料布、旧报纸或者床单遮风挡雨。他们不怕小偷，因为小偷也知道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是没有什么财产值得偷的。

还是二○○○年，我在到某省出差参加一个会议时候，听到该省某厅的一位处长私下里谈到：他们省某县政府为了给自己增添“政绩”，虚报乡镇企业产值和利润，结果带来高征收和提留，又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当地经济不发达，农民每亩地除去成本后产出平均只有三百多元，可每亩地的负担却达到了四百二十元。农民被逼无奈，只得背井离乡，造成土地抛荒。等到纪委去处理问题时，发现某个村全村九十八户人家中有九十六户已经逃亡，而剩下的两户都是残疾人，用“十室九空”来形容这里的情况丝毫不夸张。那位处长感叹说，怪不得一些领导干部总想把子女送到国外，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接着那位处长还谈到该省省政府秘书长（「注」正厅级）因为情妇栽了跟头。省政府秘书长大人原来在某市担任市委书记，他的这个情妇本来是宾馆服务员，也没什么文化，秘书长大人看上她以后出钱给她开了一个服装店。可这女人不甘寂寞，一心想做官，于是秘书长大人给她伪造了入党志愿书和假干部身份，摇身一变成了某市开发区管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可他的情妇还不满足，非要当一把手过官瘾，碍于她刚来不久，给她“扶正”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秘书长大人让她当上了“牵头”副部长（「注」“牵头”是指正职空缺时，由某位排名靠前的副职行使正职职权）。没想到这样惹恼了宣传部的一位资深副部长，他本来认为凭资历这个一把手职位本来应该是他的，谁知半路竟然杀出一个婊子充当程咬金，挡住了他的仕途。副部长咽不下这口气，到处上告，结果让这位秘书长大人在阴沟里翻了船。

还有一年春天，我走访了位于某省偏僻山区的××煤炭矿务局，这个资源枯竭的煤炭生产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全局八千多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