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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那《鬼子来了》算不算是一个失败的商业案例？

王中军：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失败。那个时候我刚进入这个行业，华谊成立也没多久，我觉得这部电影能为华谊带来影响力就足够了。这对于当时在业界还籍籍无名的华谊来说，《鬼子来了》、《荆柯刺秦》就是两部赔本但赚影响力的电影。但我觉得很值，这笔钱就当我们向市场交付的学费，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家公司的存在。同时，一开始我们就与国内的知名导演合作，如陈凯歌、姜文、冯小刚等，因为我觉得，找一些籍籍无名的导演与演员拍一些小电影，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要想真正进入这个行业，与大导演合作是比较好的选择。

真正的使命是盈利

苏小和：从个人来看，就我国电影产业而言，你们这一批企业家是不是背负着某种使命或者说某种价值取向？

王中军：我觉得，振兴我国文化产业之类的话有点大，而就个人而言，真正的使命就是成功达到董事会给我的要求。

柳传志的忍耐力（15）

苏小和：也就是盈利？

王中军：我们毕竟只是一个企业。我觉得，对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说，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股东谋利，而这一点也最实在。而其他更宏大的使命则由你所在的地位决定，由于现在我们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公司，这就在无形中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就是拍好自己的电影。前几年如果没有华谊的电影，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热闹度就会差很多，这就是使命，但这肯定不是主要的。

苏小和：这就是商业效果。在中国，我们的电影有时会张扬某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某一种理念，而不是直接了当地说我是企业，我想赚钱。

王中军：我觉得，现在这种痕迹已经越来越淡，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张扬则与前些年导演的大师情节，以及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很大关系。在过去，我们的电影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大师，而不是培养商业导演，大师就应该另类，就应该与众不同，他们拍出的电影也应有所不同。可电影没有那么多不同，电影的功能就是娱乐大家，就是通过一个故事，要么让人哭，要么让人笑。一个让人从头哭到尾的电影，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一部让人紧张到头的也是好电影，所以我觉着这与我们的教育有关。

现在，新一代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则在改变，因为人们对导演的评价改变了。原来，人们认为能拿奖的就是好导演，现在则认为有市场号召力的就是好导演，这是整个观念的改变。学校也会跟着观念走，教授在为学生树立典范的时候，也会选择那些有市场业绩的导演，这样学生也就会追随这样的路子向前发展。

成功靠的是运气

苏小和：通过观察，我发现，很多企业家的家庭都没给他带来任何商业元素，或者说商业机缘，那你们的商业头脑是从哪儿来的？

王中军：我觉得，谁的家庭都没有商业元素。在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商业已经断了几十年，我们的父母们都是工农兵，无商可言。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代所谓的创业者来说，谁也没有从上一代传承什么，而我们之所以会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运气。历史正好将我们放在了那个地方，如王石，他正好被放在了那个时期，而最后他又选择了一个中国最赚钱的行业，房地产，严格讲也是最容易赚钱的行业。就这么回事，我觉得这是命运。如果我们将王石放到另一个地方，他或许就成为了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今天的地产大亨。在中国，我不认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具有超强的本领，只是被摆在了适当的位置上。

当然，做房地产的一般都拥有一点政府背景与银行关系，他或许就是从石油部出来的，但石油部退下来的干部做房地产的很少，他可能做石油生意去了，因为在这方面他懂，也有资源。而从事电影事业的这些文化界老板，大多数则是学美术出身，出于个人喜好，最早开一家广告公司，无本生意，然后慢慢转入电影行业。所以，我觉得经商成功的人或许在智商上比别人高一点，但没有太大区别。比如咱们与初中的同班同学比较，我们会发现，成功的可能只有两个，但这两个并不是上学的时候班级里的第一二名，一定不是。因此，我觉得这是运气，起码我们这一代是靠着运气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