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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王选是一个播种机，是一个宣传队，一个人顶一支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的。在多伦多，闻一多先生之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闻黎明就被王选拉住了，她向他讲细菌战诉讼。第一次见面王选就吸引了这位谦和内向的学者。当王选听说闻在几天后就要到日本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问他：你知道到机场后怎么进东京吗？闻说不知道，王选掏出一千日元塞给他，说这可以打车从成田机场到东京。闻黎明说，对他来说接受这一千日元有点难为情，虽然他不会说日语，初到一个国家，但王选的作法却让他十分意外。

“这就是王选，她是一个豪爽的人，但又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她为别人想得很周到，但她似乎又没有考虑到一个男士初识一个女性而接受她的馈赠时的难为情。但王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人。”闻说。

王选被评上2000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她，并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她。中央电视台也将王选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王选得到了来自中国国内的第一家企业的第一笔赞助。

王选没有地方放这笔钱，她没有组织，始终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她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接受这笔钱。于是，她将这笔钱放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以这笔钱进行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调查。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比王选小十多岁，但王选一直视张为她的最坚强的支持者和战友。张连红1997年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12月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属于“行中”小字辈，不认识多少行中的人，也没有多少资历。1999年底美国抗日战争史维护会、日本的左翼学者、北京的抗战研究学者在日本召开一个研讨会，张连红递交了论文，王选看到了他的论文，就请他来参加会议。

在会上，张连红提交的论文是《南京大屠杀对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宣读论文却受到阻力，王选立即去找主办方，以激烈的“争吵”方式，为张连红争取发言：“就是从尊重人的角度，只要他要求发言，也不能拒绝对不对？何况从来都没有人从一场屠杀对个体心理影响的层面来研究南京大屠杀！”

张连红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也记住了第一次谋面的王选。张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中进行调查。一个八十八岁的叫韩秀英的老太太，给了他极大的震撼。至今还在等她的丈夫回来。她的丈夫在她二十岁的时候被抓走，她自己养育孩子一直不改嫁。张觉得战争给人的创伤从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上完整地表达出来，只有深入了解每个个体的故事，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战争。这一点和王选不谋而合。

王选再进行调查的时候，张连红给她派了两个研究生，负责给王选背包、买票、记录等全程的陪同。这让王选感动不已，第一次在她孤独的上车下车赶路，乡间、城市奔波的当中有了伴儿，有了照顾她的人，她的感觉是“享受得什么似的”。

张连红将他所能调动的学生、所能提供的资源尽可能地提供给王选，他认为王选不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她更是一个行走着的学者，一个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在张的努力下，王选被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这是王选第一次被中国学界所接纳。

1999年3月在王选的努力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中日细菌战问题研讨会”，原告团、律师团代表应邀参加会议。这是细菌战诉讼开始以来第一次和中国学界接触。

1999年11月11日，王选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总编荣维木的引荐，与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取得联系，并成功召开“细菌战问题研讨会”。2000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细菌战问题研讨设了专题。2002年1月23日，华东政法学院举行“战争引起民间赔偿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1999年是细菌战诉讼被中国学界关注的一年。王选将细菌战诉讼的声音带到了中国学界。为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