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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律师孙靖对王选的最初印象也是如此。她第一次见到王选，记得王选的样子很“羞涩”，吃饭的时候，总是玩弄自己长长的辫子，拆开，辫起来，再拆开，再辫起来，并不是十分爱说话。但是现在，你再也看不到羞涩的王选了。

没有王选，就没有细菌战诉讼的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王选牵引着细菌战诉讼走过了十年的路。

王选是辩护团律师最好的帮手。到中国取证调查，王选是他们最好的服务员。接机，安排中国的行程；翻译，让律师们到大学到更多的中国民众中演讲，让他们在中国找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成就感，让他们领受到中国受害者对他们的感激之情。王选形影不离，成为他们之间交流最顺畅的桥。

2005年4月25日本律师荻野淳来中国演讲“中国对日细菌战受害索赔案中的几个问题　”，但是在国内的许多大学，王选竟然找不到一个接受演讲的地方。当时各大学因为反日游行的事变得非常谨慎。

“这对于日本律师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不能让日本律师在帮了我们之后，感觉到冷淡。”王选说。于是她觉得这是她的责任，她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请求援助，于是日本律师荻野淳才有了听众。而他所有行程的陪同、翻译，都由王选担当。

对于中国的原告方来说，她永远得保持一个姿态、一种声音，不能让原告看出她的退缩为难来，她得鼓劲。“她有苦没有地方诉。她不能给原告讲，在原告面前她永远都得保持坚强的形象。她的苦也不能对日本人说，那毕竟是外国人，和你是不同的。在日本人面前，她得保持一副什么问题都难不倒的架式，中国人怎么做，中国人的态度如何，他们只看王选的。”诉讼团秘书长王培根说，“王选付出的不但是劳力、金钱、个人的生活，还受了很多怨气。她的苦没有地方讲。她有时候向我发一发，但我和她还是有年龄差异的，我特别能理解她，帮她做基础的事，但她精神的苦闷我就没有办法帮她了。”

一些开庭的琐事中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王选。

每次开庭前王选提前到达日本。原告从国内到达成田国际机场，王选会在机场接大家。第一件事王选要教大家在机场兑换日元。到达日本的人只能在机场兑换，市里不行，王选要教给大家怎样填表，怎样填写护照的号码。

因为所有的原告都是自费来东京的，王选要处处设法给大家省钱。

从驻地到法庭，出发前在宾馆的大厅里，王选还得开一个会，鼓舞一下斗志。另外要讲如何乘坐地铁，王选会给大家反复讲要快上快下，不要落了队。地铁全是电子售票，要按按纽，大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王选要教大家，或者替大家买好票，需要报销的，王选要替他索要发票。

尽管多次嘱咐，还是有人落了队。日本的地铁是三层的，如果谁没有上去车，又着急地在里面转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等在原地，等着王选安顿好前面的一拔，再回来找。这也是出发前叮嘱过的。

后来王选一个人实在顾了首顾不了尾，就让丈夫来断后。有落下的，赶紧回去找。有一次义乌的张曙人下了车，两个大箱子来不及搬就被地铁带走了。因为都是义乌老乡，平时又熟，王选就骂他：“你这个粗心大意鬼，我没时间，你不要烦我！”张曙连连表示，不要了，里面就是方便面和衣服，没什么。但过一会儿王选急性子下去了，就帮他找来一个会日语的印尼姑娘，让姑娘帮忙打电话去找，找到了再带张曙去取。

如此想不到的小事、烦事不计其数。

开庭结束后，一般是要安排请愿、游行和报告会的。这些还要忙几天。每天晚上，王选就被一堆记者包围了，因为原告们与记者有语言障碍，记者们都来找王选，有的记者为了能先采访到王选，就抢着给她背包。常常是一班记者在里面采访，一班记者在门外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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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地被塑造成坚强（2）

“有的人讲，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日本，可王选都不陪着看风景，王选就直接说：‘你们不要来烦我’。每一次乘车乘飞机的时候，别人都是东张西望的，只有王选一个人在打瞌睡，只要有中国人的肩膀，她就会把头靠上去睡。她实在太累太可怜了。我看她一年的工作量比普通人的五倍还要多。”王培根说。

七十多岁的王丽君是崇山村的一个农妇，说起王选她充满了怜惜之情。1998年2月16日第一次开庭作为原告她到了日本，她和王选一起生活了几天。她拿出家里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