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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他按照米丘林、李森科“无性杂交”学说进行教学和科学试验。当时的全球普遍观点，水稻作为自花授粉的植物没有杂交优势，所以任何实验都毫无意义。但袁隆平不相信这是禁区，对这些学说产生了怀疑，而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从此，袁隆平迈开双腿，与他的助手们走进水稻王国的茫茫绿海，去寻找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１９７０年的一天，他们在海南岛一片沼泽地的小池塘边发现了雄性败育的野生稻———“野败”。到１９７２年，第一个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了，继而育成了恢复系。１９７３年实现了“三系”配套，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２号”获得成功，并立刻显示了它的增产效应，亩产达到６２３公斤，单产一般比常规稻增产２０％左右。

袁隆平一下子轰动了世界。西方国家称杂交稻为“东方稻魔”，并将其与中国四大发明并列为“第五大发明”。水稻的高秆变矮秆是第一次绿色革命，西方媒体称袁掀起了全球“第二次绿色革命”。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

如今，袁隆平被全世界尊为“杂交水稻之父”。自７０年代推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以来，中国每年可多产粮食数百亿斤。现在，杂交水稻已占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５０％，杂交稻谷占中国稻谷总产量的５８％。数字的背后是袁隆平如农民般的辛勤耕耘，且一干就是４０载。无论刮风下雨天阴天晴，年过７０的袁隆平依旧每天上、下午各下一次地。他说：“只要地里有一棵稻子，我就坚持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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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从“泥腿子科学家”到“中国第一富翁”（2）

中央的政策对我的科研影响不小

“有人说，中国人如今吃饭靠‘两平’，意思是讲一靠邓小平的政策，二靠我试验成功的种子。当然，我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能相提并论。不过，我认为中央的政策对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影响不小。”袁隆平对此颇有感触。

１９５８年，第一次听到了农业“八字宪法”，袁隆平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说的，以为是农业部定的，脱口而出一句：“农作物讲究一个‘时’，不按农时，就违背了规律，还应当加一个字———‘时’。”“文革”一到，这句招祸的话像一柄剑一样悬在他的头顶。单位里也设了牛棚，组建了劳改队。原本他被安排到牛棚“报到”，恰巧“上头”来了一份“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对袁隆平的试验田予以重视。在没有别人懂得杂交水稻的情况下，只能放他一马。

当然，袁隆平作为“文革”期间的“臭老九”，研究几遭中断，理论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精神的折磨袁隆平可以忍受，唯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悉心培育的试验秧苗曾被造反派连根拔掉，扔到了臭水沟。看到这惨不忍睹的一幕，袁隆平伤心地哭了。幸运的是他得到当时省和国家一些领导的支持。回忆起过去，对水稻痴心不改的袁隆平说：“大不了当农民。只要不离开土地，我就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９日，中国政府将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了一位“种”了一辈子水稻的“农民”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面对记者，这位比富裕起来的农民更像农民的院士西装革履，神采飞扬。他说：“获奖令我深感荣幸，可我更为国家设立这个大奖的英明举动高兴！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时知识分子叫‘臭老九’；‘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如今知识分子由‘臭老九’变没有地位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大解放，也是给知识分子精神上最大的鼓舞。我们科技工作者一定不要辜负时代赋予的重任，要释放自己的潜能，在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

早在１９７８年，袁隆平在怀化农校当教师时，已在杂交水稻研究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绩，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他却连职称也未被评上。因为农校一些老师反映他“不安心教学，专想歪门邪道”。后来，组织向上级反映这一问题，几经周折，直到省委组织部长签了字，才评上研究员职称。１９８０年，学校盖了一座宿舍楼，校领导、科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