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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凡是对我有恩的人，我都要一一报答。”李振声多次在李永颖面前提起这句话。

开始李振声的工资并不高，可是他往家里寄钱的习惯却从来没改变过。李永颖说，哥哥对钱看得很淡，他关心的只有他的科研成果和国家的小麦产量。

前几年，李振声回老家的时候，区政府专门为他准备了一辆车，可是他从来不用，吃完晚饭后他把司机打发走，独自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母校转转。李振声每次回老家，省里的领导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从来都是说“不”。妹妹李永颖的４个孩子工作收入一直不高，家里日子也过得很清贫，老人住的房子是租的，可是李振声从来没利用自己的职务为家人走过“后门”。李永颖告诉记者，他们兄妹三个商量好绝对不能麻烦二哥，不能利用他的职务办私人的事。

李振声的忘我工作让他错过了很多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机会，可是家人从来没埋怨过他。从１３岁就失去父亲的他，一直坚定地支撑着整个家，并且帮着母亲担负起了养活全家人的重担。但后来一直长期在外搞科研，李振声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在实验室里。“我们都不怨二哥，母亲病得很重的时候他回来住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太忙又被领导叫走了。母亲也理解，她知道儿子是国家的人。”说起哥哥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妹妹李永颖心里很理解。李振声就是这样一位不为名利，只为工作和科研的“工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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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1）

２００３年，李振声的夫人因脑溢血卧床不起，病情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都靠输液。从夫人生病到去世的两年半时间里，李振声每天都要两次去医院照顾病人，风雨无阻，医院里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病情有好转时，他将夫人接回家里，她的饮食、起居、活动、护理都详细记载了厚厚一本，护理的细致程度就像他搞科研一样。由于长期劳累，他也病倒了，大把吃药，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请假不去上班，没放弃他的科研事业，照样照顾着心爱的妻子，照样每天工作到很晚。

女承父业。李滨是李振声的二女儿，在陕西长大，１９８７年才回到北京，当年２９岁，一直在李振声课题组工作，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对工作的严谨。她说：“记得有一年写调查报告，父亲每天都睡得很晚，似乎梦里也在思考，想到什么问题，醒了马上扭开台灯把问题记下来。那段时间，父亲的卧室经常在半夜或凌晨还透出光亮。”在女儿的心里，父亲永远高大。“父亲为人正直严谨，谦和宽容。工作时一丝不苟，生活上但求温饱，他几乎是个完美的人。”李滨说：“父亲对工作的严谨贯彻始终。他６４岁时，因工作需要向沈允钢院士、匡廷云院士请教有关光合作用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他听说中午时叶子的气孔会关闭，就和匡院士大日头底下一起跑到田里观察叶子。”

“叔叔俭朴、和蔼，做事认真仔细，尽管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他的一言一行却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李振声的侄子李树桐谈起叔叔对他的关爱和对父老乡亲的深情十分激动。李树桐一直清楚地记得，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经常收到叔叔来信的情景。“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叔叔每次来信总是要问问我的学习，让我们这些晚辈好好读书。他写信总用铅笔，信纸正反两面都写得满满的，一点也不浪费。当时，家里生活不宽裕，叔叔总是把他的旧衣服寄回来，衣服上补丁套补丁。其实叔叔尽管在大城市，但生活却一直很俭朴。他从年轻就戴眼镜，一副圆形的镜框一直用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叔叔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后来又研究农业，对土地、对作为农民的父老乡亲总是念念不忘。还是生产队时，他只要一回老家，必定到地里看看，很多乡亲向他求教田间管理技术，他蹲在地里一点一点地讲解。一次，正好是夏天，他戴着草帽和乡亲们在地里察看快要收割的小麦。中午一点多了，叔叔还在不厌其烦地回答老乡提问，我到地里喊他回家吃饭，他总是说‘不慌不慌’。不止对小麦，他对棉花、高粱甚至旱情都非常关心。他那么忙，有一次回来还和我们摘了１个小时棉花。”李树桐对叔叔回家时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

李振声的外孙李亮，小时候起就看到外公在阳台上种上了小麦。“最先用陶瓷的小盆种，后来改用专门的培养箱”，李亮印象中，种的最多时，阳台上有五六箱麦苗。这些宝贝，外公不让孩子碰，李亮他们也很乖，小时候在阳台上玩也生怕碰到麦苗。而每当外公出差，李亮就主动承担照看麦苗、浇水松土的任务。读初中时，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