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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政治学上的定义，权力是一种指使他人、调配资源按自己的愿望行动的能力。权力在人类社会几乎无处不在，最明显的是在正式组织内带有强制性的法理权力，权力所有者一般具有正式职位，享有决策权与对组织资源的调配权；其次是在各种非正式组织中的影响力，如意见领袖、专家、长老等，以其人格魅力、独特背景、知识技能影响追随者；还有一种是在临时性的人际关系中占有的地位优势，如主持人、质问者、指导者等，依靠拥有的暴力、信息、技巧与角色安排等操控、俯视他人。

不管其来源与表现方式如何，权力都是一个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对象。有权意味着有势，意味着可以控制局面，意味着主导地位和话语权。它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最直接证明。在任何社会，彰显权力都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甚至比炫耀财富的欲望更强烈。

如同炫耀财富有其实际功用一样，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行为，显示权力也有其内在的实际功用：对外，可以引导其他人以相应方式给予对待，避免遭到怠慢、降格或产生不必要的实质冲突；对内，不断地提醒、敦促他人认同你的强势地位，达到让人信服、遵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每逢一个地方局势紧张，美国就会派航空母舰到附近海域游弋，就是典型的显示权力（武力）的方式。

研究权力政治学的学者认为，权力长期不显示、不运用（运用权力也是显示权力），可能使他人遗忘权力的存在，或者怀疑掌权者行使权力的决心，导致权力效能的衰减甚至失效。古时官员出行时鸣锣开道，被认为是必行的官仪，否则被认为不成体统。郑板桥任知县时，夜间出巡悄无声息，也不用“回避”、“肃静”牌子，只让一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为前导。时人对此都看不惯，他的朋友郑方坤说他“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

权力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越高，对权力的炫耀就越张扬。古代社会，官家无所顾忌地彰显自己的权力。即使牢狱的牢头，也要对新进犯人大打一通“杀威棒”以示权威。现代社会，在民主和多元力量的制约下，权力拥有者变得低调、平和得多，但“摆威风”的喜好并没有从此绝迹。外出时的前呼后拥、“拿腔拿调”、冗长的汇报与审批程序、新上任时的“大开杀戒”、特殊化的待遇等等，都是彰显权力的手段。

人脉

上世纪３０年代，胡适在国内的声誉日隆，文化、教育界乃至政界，不少人以认识胡适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社会名流口头上的招牌话语，以至林语堂在文章中拿这开起玩笑。在今天的文艺圈，胡适的名字换成了王朔、张艺谋、艾未未、余华之类，前面照样以“我的朋友”开头；在企业界，“我的朋友柳传志”、“我的朋友王石”、“我的朋友张维迎”也是让人耳朵一震的说法。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要求再低一点，与什么样的人同桌吃饭——是自己所处的阶层和个人的“活动能量”的证明，当然也是显摆的对象。

人际关系有天然性的，如亲戚、同学、战友等，也有人为努力营建的，如各种业务伙伴、兴趣上的朋友。它们之所以成为一种值得显摆的资源，是因为它们的稀缺性和难以替代性：前一种需要天然性的客观条件，可遇而不可求；后一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培养，建立起彼此的了解、信任与互利关系。

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人情社会”，民间有“人熟好办事”、“有钱比不过有人”之类的说法，对人际关系高度崇拜。企业招聘员工，社会关系广泛是公开的优先录用的条件；商学院招收ＥＭＢＡ，其天价学费的重要理由，就是高层次的同学关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ＥＭＢＡ招生广告，曾赫然标出一些国内企业界风云人物的名字。广告词极具诱惑力：“在这里，你可以跟李宁做同学，称张维迎为老师。”这种现象的背后，体现的是人们对减少交易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利弊权衡。

好的人际关系具有“高（级别）、广（范围）、深（交情）”三个特点。精于世故的人士总是有意无意地散布各种传言，说自己“门路宽”、“层次高”、“关系铁”。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让别人相信你甚至依赖你，从而增加交往的机会，提高自己的身价。一般老百姓的婚丧嫁娶、单位的各种庆典仪式，也无不尽可能地邀请到与自己有关系的头面人物，内在动机之一就是公开展示自己的人脉。

与金钱、权力不同，人际交际在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不仅不贬值，反而在交往互动过程中进一步深化（金钱用一点就少一点，权力的使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