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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礼宾规格，周恩来总理率领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到东郊机场迎接贵宾。我坐警卫车随同前往。

长长的迎宾车队直接驶到停机坪旁。迎宾队伍中有威武雄壮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阿尔巴尼亚及各国驻华使馆官员，由学生组成的身穿艳丽服装，手捧鲜花，挥动着彩旗的迎宾队伍站在停机坪旁。当阿尔巴尼亚国宾的专机徐徐落地驶向停机坪时，欢迎队伍中立刻鼓乐齐鸣，口号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款步走向舷梯旁，同谢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其时，中方领导人队伍中十分引人注目地缺少了一位重要人物——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

彭真在“海内”工作人员心目中视他为政治局“常委”。按以往的惯例，像这样重要的外事活动场合是少不了他出面的。彭真是中国共产党在“反修”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他的地位相当突出，所以，在这么重大的国际与党际外交场合，他的出席与否已经不仅仅是“应景”之事。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国宴款待阿尔巴尼亚贵宾。此后的会谈、文艺晚会，以及5月初周恩来陪同谢胡到外地去参观访问等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中，始终没有看到彭真出席。这一异乎寻常的征象正向人民提示着一个信息：一场使人心悸的急风暴雨即将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

此时的我，已经在中南海西花厅这样一个政治上敏感的环境里工作近半年了。这儿的纪律很严，同事间没有人议论尚未公开的党内任何“机密”，我初来乍到，在西花厅的资格还嫩了点，自然不会知道党中央“领导层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和大多数北京老百姓一样，对正在悄然而起的“史无前例”的动乱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我更不会想到日后发生的这场“文革”灾难，使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严重的冲击，社会动荡不安，国民经济遭受破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持续时间会长达十年之久！

这场动乱发展势头迅猛，波及面广泛，不少干部和群众遭受异常残酷的迫害使我惊悸不安。我所崇敬的老首长、老领导，或是敬重的老专家突然间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对此，我始终处在不理解、接受不了、无法面对从而陷入忧心忡忡和无可奈何的痛苦之中。

但是，这一切又都是亲见、亲历与亲闻的事实，并不是道听途说。同事之间每当碰到自己解释不通的问题时，相互间只用一些中性词，如“不理解”、“跟不上形势”等言辞敷衍搪塞之，不敢正面议论。偶尔找自己认为“可靠”的、不会被“出卖”的知心朋友，如老战友、老同学在一起直抒胸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避人耳目，小心翼翼地找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去议论或者发泄一通“牢骚”。

我们这一代是属于“一切听从党安排”、跟党走到底的人，在“文革”中被批判为“驯服工具”。我们政治上比较幼稚，对于党内斗争，尤其是党内高层政治斗争，缺乏一定的认识，因而一旦政治风云骤变，便难以面对不知所措。

比如，1953年3月5日，我在上海卫生干校校园里温课，突然听到人家说：“电台广播斯大林逝世了”，尽管事先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病重的消息，但还是把我吓了一跳。这消息明明是真的，我却不信，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但是，校园里的大喇叭很快不停地播放国际歌，以前每当听到这个曲子总有一种庄严感，此时听到电台播放这个乐曲却有一种哀婉、令人伤痛的感觉，并使我若有所失。我禁不住两行热泪扑簌簌的滚落下来，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样。那时，哭斯大林的人何止我一个，整个校园里哭声一片！”

为什么？斯大林同我有什么关系？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面对着二战以后“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严峻局面，这个世界需要他的智慧、权威和统帅，不能没有他，要不然，这个世界还不乱了套！这，就是我，和与我同代人的信仰！

因此，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怀有更深的感情并不稀奇。我不认识彭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但对他却极其自然的怀有深深的敬意。

在“文革”前夕，彭真身处逆境，面对惊涛骇浪的时刻，仍敢于大声地喊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八个字。这确是代表亿万正直的中国人民喊出的心声！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坚定地捍卫真理的呐喊声，令我敬佩不已，永生铭记心中。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