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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幸福。”

1970年，邓颖超赠送给她的挚友、已故著名口腔科专家韩文信的儿子、也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牙科保健医师、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的一张照片，那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老俩口在西花厅院子里海棠花开时节的合影。邓大姐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上了三个鲜为人知的年份：1919年、1925年与1970年。这三个年份的含意是：

191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在天津；

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

1970年5月，是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西花厅海棠花盛开季节。

从以上的引文和邓颖超在那张珍贵照片背面书写的三个重要年份，足可以看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党内外堪称革命终身的模范夫妻，恩爱情深、忠贞不渝，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第三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在周恩来的一次重

要外事活动场合，人们突然发觉彭真“失踪”

1966年5月，春光明媚，中南海湖边垂柳拂面，“海内”绿草茵茵，西花厅海棠花盛开，满院芬芳，蜂鸣蝶飞，中华大地呈现一派勃勃生机。

首都人民艰难地度过了三年“天灾”与“人祸”兼而有之的苦日子，许多人因长期吃的饭菜清汤光水不见油星、更没有肉味导致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肝炎。且不要说一般群众，即使能到北京医院来看病的不少高级干部同样是这种情况。

那时候，怀孕妇女受的苦更大，肚子里的小生命尽管从妈妈身上吸取了一部分营养，但仍不能满足其发育的需要。医院里许多怀孕的医护人员双下肢严重浮肿，走路时拖着两条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腿迈不开步。

那时，我儿子在他妈妈肚子里足足呆了十个多月，已超过了预产期，按理说，孩子不算小了，为什么仍不觉得肚子里有何动静，真担心孩子发育不良，将来生出一个怪模怪样的畸形儿。我妻急忙赶往上海回娘家去分娩，设法买一点高价食品来一个快速补充营养法，起码可以自我安慰。

她回到上海养小囡，但亲属、邻居与同学们看见她那个足月怀胎的肚子一点没有显山露水的样子，大家对她到底是否怀了孕还真的有点儿怀疑呢。

那时，政府对干部作了一点“特殊”照顾，将干部自上而下按级别分成“肉蛋”、“糖豆”和只有“黄豆”三个级别。我是属于只有“黄豆”那个档次。我们总算得到极为有限的物质补充，就这样一天天熬了过来。大家对于那时经常断炊饿肚皮，几年闻不到一点儿肉腥味的滋味，体会极其深刻。

后来，国家经济状况有了一些好转，街上副食店里东西多了一点，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菜篮子”和“米袋子”情况稍微得到改善。老百姓马马虎虎过得去，过几天温饱与略微轻松的日子已是心满意足了，再也没有多余的念头。

那时候，人们忙忙碌碌的工作，平平淡淡地生活，倒也觉得宁静自在，心情不那么紧张，只盼着不要再来什么“政治运动”。不过，愿望归愿望，现实还是现实，老百姓无能为力，只好顺其自然。

但是，一些“老运动员”们比较敏感，他们察觉到社会生活中似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紧张和无形的压力、犹如激战前夜那种可怕的“寂静”。

自从60年代中苏两党产生意识形态分歧，展开激烈的论争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敢于同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兄弟党”已是寥若晨星。以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为界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兄弟党，不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如法共、意共和日共等几乎都发生分裂，重新站队，彼此的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甚至干脆中止了党际关系。因此，那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友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亦是相当珍贵或不可缺少的。

再说，那时钓鱼台国宾馆已经成了“禁区”——“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重地设在16号楼，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住在里边。堂堂国宾馆门前搞得冷冷清清已有多时，确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1966年4月下旬，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谢胡率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国给予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