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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在川中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沪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沪州起义军迅速北调，到顺庆会合，扩编为6个师，由刘伯承统一指挥，组建四川国民党左派军队。

11月25日，即泸顺起义前夕，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在重庆市中山学校召开国民党阳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政治上造成革命声势，以配合武装起义。在大会上，刘伯承和杨闇公、朱德等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杨闇公先后作了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

11月27日，刘伯承向大会作《军事报告》，对北伐军在各个战场的形势，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刻的分析，指出：“我革命军处处胜利，政府成立，不到两年，竟能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面，划入革命势力的范围，这实在是一件大可庆幸的事。”他在总结北伐胜利的经验时强调指出：“战争之所以能以席卷之势，长驱直入，连克长沙、岳州（今岳阳），夺取汉口、武昌，在两湖、江西、福建等各个战场击败反动的军阀势力，我们一面不能不归功于革命将士之忠于党国，能将多数敌人，一一打倒；一面却不可忘掉民众的力量，民众予我们党军以巨大的助力。？？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刘伯承的讲话，多次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在那时，正当蒋介石揽北伐胜利之功为己有的时候，刘伯承以如此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民众力量在北伐中的决定作用，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水平。

根据泸顺起义即将爆发，军事问题极为紧迫的形势，刘伯承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四川军阀队伍的复杂政治背景和左右逢迎、专事投机的封建特性，剖析了军阀们的反动本质和目前面临的困境。最后郑重指出：“四川在革命军势力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即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线，渐而与破裂之奉系联络，以救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持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就是非说，他们自然该革命，就利害说，他们尤其要革命。”并满怀信心地预示：“一齐来革命，这种事实，在不久之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

一如刘伯承所料，四川军阀在北伐胜利和民众革命情绪的冲击下，为保存原有地位和实力计，纷纷宣布易帜，归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依次被任为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但当国民革命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时，他们一个个都暴露出反动的真面目。

在刘伯承作《军事报告》的3天之后，即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消息飞报重庆。当时，莲花池党部召集的“一大”会议正在进行。

刘伯承立即与杨闇公等人紧急磋商。12月3日顺庆也爆发起义。鉴于顺庆是预定借以依托的根据地，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然后驰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

5日傍晚，当刘伯承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接到顺庆急电，离开了驻地。于是，刘伯承又拄着手杖，迈开双脚，在滂沱大雨中连夜追奔，终于在大河坝赶上了起义军。深夜，刘伯承和黄慕颜等人就行军路线和部队情况计议了一番。次日清晨，刘伯承率部挥戈北指，直奔顺庆。

顺庆是四川中部出产富庶的地区。该地驻军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原属第一军系统，但一贯拥兵自重，自谋发展，不听调遣。讨贼战争中先是与刘湘达成默契，不出一兵一卒；后待熊克武失败离川后，率部投向了刘湘，被刘湘仍委为第五师师长，并保住了原驻地。何部旅长秦汉三和杜伯乾，在刘伯承、吴玉章、童庸生等人的影响下，逐渐靠拢革命。中共党员吴季藩、黄直峰分别到两个旅当政治部主任。后来，秦汉三也被发展为共产党员。

何光烈对秦汉三、杜伯乾两位旅长日益倾向革命大为不满。对他们提出的响应北伐、拥护国民革命等主张。更是百般反对和压制。他时常越权指挥团、营长，借以架空秦、杜，伺机夺其兵权，以至除掉秦、杜。

在情势越来越紧迫的形势下，秦、杜秘密商定在12月5日趁何光烈在顺庆土门寺操场检阅时，逼何就范，宣布起义。并派人密告刘伯承。不料，事机泄露，使起义不得不一再提前。

12月3日下午5时，秦、杜指挥所部向何光烈的帅部进攻，在城内激烈交战。由于起义军英勇作战，何光烈携家眷、弁兵及少数部队仓皇出逃，并放火烧城。当天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