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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进步军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他不但对老部下做工作，就是几度兵戎相见的对手，也不念旧恶，多方联络，耐心劝导他们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车阀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概数、所占防地，并简略注明了各部队主官的派系渊源、参战经历、政治态度、战斗力以及可能争取等情况。

1926年8月上旬，刘伯承随吴玉章途经上海前往广州。在上海，他们向中共中央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四川军事运动的情形，商讨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设想，即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是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必要时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去西安，接应冯玉祥军东进，以配合北伐。

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情况，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若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①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沪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中共中央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在回信中指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虽然现时一般军人之左倾是投机的；然而，我们却可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矗”事后，中共中央还就派人加强军事运动、组织左倾部队配合起义，和援助饷械等项事宜，作出了具体决定。并且预言：“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②8月中旬，刘伯承随吴玉章到达广州，参与研究北伐军事，为准备起义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同时，负责接洽四川军阀派米广州向国民政府输诚的①中共重庆地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②　1926年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

代表。这期间，在北伐胜利的震撼下，四川军阀惊慌不安，纷纷派遣私人代表到广州活动，作出种种革命姿态。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伺机扩展势力。

9月中旬，刘伯承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利用矛盾，进行工作，并签定了著名的《六条协定》。其内容是：“一、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二、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以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三、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川军将领应实行出兵，以共同扫除反革命势力，同时国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四、川军应一律施行政治训练；五、川当局应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六、本约经双方代表签订，呈送政治会议备案后即为有效。”这《六条协定》标志着四川国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革命势力在政治上的一次胜利。然而，刘伯承跟四川军阀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对军阀们首鼠两端、见利忘义的反动本质看得十分清楚。他清醒地认识到，谈判只是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一种形式，要促进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真正革命的武装。

9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还要开始注意四川，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军人既倾向国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倾，政治的环境是比较自由，可以容许我们活动。在军队中我们有几个高级军官及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也可以发展成一个局面。”

正当北伐军席卷两湖，直捣武汉三镇的时候，驻在万县的杨森率数万人侧击武汉，对北伐军造成严重威胁。为了钳制四川军阀，保证国民革命军迅速北上，10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执、监委联席会议，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决定给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10月下旬，刘伯承离开广州，取道香港乘海轮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广州方面的情形，以及四川军事近况。并请求派人加强共产党在四川的力量，以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对四川工作更加重视，即派欧阳钦前往协助。

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重庆刘伯承家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

第一次军委会，以泸州、顺庆起义为中心议题。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和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构思和具体策略。军委会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组织起义的具体计划是：争取驻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