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页)

后，他说：“这次法院要我们到你们那去调查一趟，走一下过程，结果。经出来了，就是怕我们判了洛南淀粉厂不服，上诉麻烦。”T接着神秘地对常纪标说：“这次我们去调查，洛南淀粉厂要先给我们1000元做旅差费，我没接受。”

听话听音，常纪标连忙当着律师的面，掏出500元钱给T，被这位法官婉言谢绝了。他说：“明天到办公室再说。”

6月19日，常纪标在家中接到T的电话，T等二位法官来到了朱河镇。常纪标走进旅馆，发现T等二人茶杯里是白开水，T说：“小常，我们来得慌忙，没有带好烟和茶叶。”

几天的时间内，二位法官分别调查了县工商局、银行信用社、村干部和北港二、三粉厂干部职工，大量的事实证明：北港二、三、六粉厂分别享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在整个业务往来中是并行运作，互不交叉；三分厂先于六粉厂4个月时间，在县工商局进行了工商企业登记，（二粉厂未办登记手续），三个厂分别在农行李沟乡信用社有独立的账号。T当着常纪标和众人的面胸有成竹地明确表态：“事实很清楚，你们赢了！下星期就给你们下判决。”

常纪标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几个月过去了，洛阳市郊区法院对此案依然还在“审理”。

常纪标来到京城，找到《法制日报》社，一位记者表示要鼎力相助，力争使此案有个圆满的说法。1988年，《法制日报》第49期《读者来信摘编》全文刊发了常纪标的来信。此文刊出的当天，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便在《读者来信摘编》刊头空白处写下批示：“郑增茂同志：此件请省高院查处并报结果。”时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增茂十分重视，次日便将此件批转有关部门督办。

1989年元月初，常纪标和律师张月成接到洛阳郊区法院将于元月9日“宣判”的通知，他邀上了律师等3人，于元月7日启程去洛阳。法庭上，当常纪标听到自己不仅8万多元货款要不回，还要“赔偿”被告1。8万元的判决时，他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这不仅是我官司的败诉判决，这简直是我一家7口人的死刑判决书啊！”

常纪标和律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慕名找到青年学者王利民副教授，并通过他引荐，见到了王的博士导师、参与制定我国《民法通则》的学术权威佟柔教授。

佟教授将常纪标的申诉材料转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要他等高院答复。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电话、信函，多次督促河南省高院对此案实施监督。由于此案已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久等亦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到了武汉，两人掏翻了口袋，也凑不足回监利县的车费。

转眼到了1991年6月，常纪标又在苦熬了两年半之后，终于接到了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那“难产”的（1989）洛法经字第236号经济判决书，书称：“发生纠纷双方均有责任。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不当。”于是，按二审判决，常纪标不仅不“赔偿”了，反而还可以拿回近一半货款，二审判决较之一审判决似乎要公平一些，但常纪标不服，他由二审判决的变化更加看到了这场官司定能获得全胜的曙光。再告！

1993年4月，常纪标借足了路费，再次启程北上，一路上有人听说他的遭遇，都为他想办法出点子，提建议。有人提醒他，应该直接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常纪标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告申庭，找到了一位姓曹的法官，曹法官不仅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常纪标，而且说他曾看过常的申诉材料，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这个案子的确有问题，但要经过河南省高院，一不能越级申诉。临别时常纪标向法官们求教最后一句话：“这个官司我还能不能打赢？”法官们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常纪标又一次看到了希望，他踏上了归途。列车上他无意中拾到一张1992年11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一则《不许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吸引了他，内容是河南各级人民法院全面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常纪标如获至宝，回到家就将一份申诉材料寄往河南省高院，接着，他又开始筹措经费，准备再次去河南。可是，已连续打了六七年官司，亲朋好友中有钱的都借过了，没钱的更不好开口，上哪再借钱呢！他和妻子商量，将楼房卖掉，妻子虽然不忍心卖掉家中最后一笔家产，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一家人含着眼泪，从楼房中搬出，住进了原来用作车间的破厂房。常纪标一家愁眉苦脸，好不容易熬过了春节，他收拾了行装北上催案。

到了郑州，找到河南省高级法院申告庭，接待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