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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我们把完成国民

革命这一主要任务，看作是各阶级应有的联合行动。这种观点解除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中共

可能变成国民党左翼的疑虑，也获得了全党一致的支持。

我们在威金斯基的住所所举行的会议主要讨论的，大致可归纳成为下列三个范畴：一是

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军阀、封建势力和

帝国主义；二是团结国民党左派，联络中间派，反对右派；三是中共自身的发展、职工运动

的统一，与农民协会的发展等。

上述这三方面的问题牵涉极为广泛，国共关系是问题的核心。我们认为国民党左派是革

命的小资产阶级，拥护联俄容共及工农三大政策，是中共最接近的战友。右派则正相反，代

表买办及其他守旧势力，反对三大政策。至于中间派则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

般倾向，左右摇摆，不完全赞成三大政策，但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认为中间派的人数

较多，联络和争取中间派便是实现广大联合战线的要图。

为了上述见解，中共中央与鲍罗庭之间有了分歧。孙先生逝世后，回到广州的鲍罗庭，

在专心致志地培植黄埔，并企图凭借其力量，建立所谓“革命的专政”。他根据广东实况，认

为国民党内只有左右两派，并无所谓人数众多的中间派。因而不满联络中间派的统战策略。

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我们与他之间从未发生政策上的严重争执。其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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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共中央政策的制定，威金斯基其有甚大的影响力。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

示行事，决不任意自作主张。但他的权力有限，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广州的鲍罗庭，

因为他们直接受苏俄政府的指挥，而威金斯基在苏俄政府中并无地位；所以他不得不仆仆于

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进行协商。

威金斯基负担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我们不通过他就无法与共产国际接

触。在“五卅”前后，他多半居住上海。他的工作组织得很好，有几位助手帮忙他处理日常

事务，他自己则专心考虑政策问题。他的妻子沉静和蔼、身体瘦弱，时常闹病；但她仍努力

协助她的丈夫工作；为了秘密文件的送达，她还常奔走于莫斯科与中国之间。

那时，威金斯基住在一座面临昆山花园的小洋房的三楼上，房东是一位白俄富商；我们

出入其间，从未惊动这位房主人。有一次我们正在威金斯基房间内举行会议，楼下突然来了

一些租界的外国警官，我们颇为不安。威金斯基却处之泰然；他说，这些警官不过是房主人

的宾客，他们常有往来。所以在这里开会，只要大家来时没有暗探跟踪，就很安全。由此足

见威金斯基那时在上海已获得白俄的掩护。

我们的会议由陈独秀先生任主席，他每次都准备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提出讨论；与会者

也都可以随时提出议案，会议进行得颇有效率，民主气息也相当充分。威金斯基虽发言最多，

但从不以“共产国际”的帽子，来左右会议的决定。他总是表示尊重多数的意见；这与已往

马林的盛气凌人大有区别。

当时，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先生，很重视提高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力闻题；也不喜欢

苏俄人太多干涉中共内部的事务。在中共内部，北京、广东两个区委会，历来有些独立自主

的倾向；它们有时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据当地的实况，或者经加拉罕（在北京）、

鲍罗庭（在广州），直接获知共产国际的意向，作出与中央指示并不完全一致的决定。尤其是

广东区委在“五卅”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以鲍罗庭的意见，作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据。

这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不快。他常在会议上表示：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庭的意见，就可以

不尊重中央了。在这一点上，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场，他表示任何损害中共中央

的统一领导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