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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于十四日清晨搭上陇海车赴沪。我们挤进车厢，立即证实了

工友们对国民二军的指责。车上秩序非常凌乱，到处都是横行霸道的军人，他们不仅自己不

买票，还以眷属名义挟带搭客私收车资，以饱私囊。这样，一般歹徒和走私者，争与不法军

人勾结，横行无忌，而农民和正当的商人买贩，则虽买了票也往往挤不上车。沿途各站和列

车中更是一片吵闹之声。车行的速率也不正常，花了双倍的时间，天黑后才到徐州。

徐州当时是国民军、奉军和直系军三种势力交叉的地方，秩序同样凌乱不堪。我们夫妇

在那里停歇一夜，才搭上翌晨向南开行的火车；可是所有客栈被各方军人占满了，旅客们都

挤在车站里过夜；有的在这里候了两三天，还没有搭上火车。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挤满了人群

的车站中，占得一席地，度过一宵。

翌日，天还未亮，我们便挟杂在蜂涌的旅客群中，提着行李，争先恐后地挤上车厢去占

据座位；假若稍迟一步，就连站立的地方也不容易得到了。我们在占得的座位上呆坐着，一

步也不敢离开。候到上午九时左右，车才开行。车行以后，车上秩序才逐渐好转。这些亲身

经历的事，每一细节都曾不断的萦绕于我的脑际；我那时就确认，军阀们的所作所为，事实

上等于在培育着革命的种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我到达上海，立即住入中共中央所指定的地点。那所两上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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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的房子，就是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办事处。刘少奇和他新婚的妻子已先我住在楼上的

前房。我们夫妇则住在楼上的正厢房。楼下便是我们的办公处所。邓中夏等人有时也在那里

下榻。这不过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气象较之已往，显得堂皇多了。

陈独秀先生当天就来看我们。他首先慰问我们夫妇在北京的入狱，对我妻子更是慰勉有

嘉，又为我和刘少奇这两对新婚夫妇祝福，态度诚恳亲切，表现了充分的友谊。

我们互诉别后情况，他赞扬我纠正赵世炎等反孙北上的左倾错误，也称许李大钊先生和

我在北京对国民党所持的态度，认为是能于不动声色之中，贯彻了中共的主张。他对孙中山

先生的逝世可能引起的后果，表示忧虑；对于广东东江的军事胜利，则引以为快。他主张失

去了领袖的国民党应扩大党内民主，实行委员制的领导。他认为中共已克服了许多困难，对

中共的前途增加了自信；并强调中共必须独立发展。

陈独秀先生的这种对前途的乐观看法，是以中共工作的进展为其背景的。中共第四次代

表大会时，党员人数已近千人，中央及地方组织均已略具规模，党员的活动能力也已大为增

强；因此，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提出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我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后，很快体会到造成陈先生乐观的因素。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

共中央，虽仍未设立政治局，但雏型已具。我们每星期的会议分为两种：一种多半假威金斯

基的住所举行；经常参加的只有陈独秀先生、蔡和森、瞿秋白和我四名中央委员①。威金斯

基则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所讨论的，多是政策问题。另一种会议，威金斯基不

参加；出席者除我们四人外，还有新任中央委员主管宣传工作的彭述之、少共中央书记任弼

时、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少奇、李立三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委向警

予等；会议讨论的则多属日常工作。所以这两种会议的性质，前者颇类似于政治局会议，后

者则系中央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这些会议显得更有秩序。每次开会都有预定的议程和明确的决议。我这里仅就

相当于政治局的会议的情形，及与中共发展有重大关系者，略述一二。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很重视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认为中共自身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

够的，必须通过统一战线的工作，去团结更多的力量，才能完成国民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