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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转变。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秘书的

毛泽东那次扩大会议后，在上海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言论，遭受多

数同志的反对，因而不安于位，托病离开中共中央的工作岗位。这时有好些同志从莫斯科和

巴黎回国，担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其中大

多数不满国共现行政策；他们强调中共的独立性。赵世炎还进而问我：“这些同志们多数都

支持你在第三次大会的主张，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变？”

这个严重争执，经过北京区委会的多次讨论，不能解决，终于提到了北京中共党员大会

上，作最后的决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动身，绕道日本北来的时候，在中

共党员的会议席上，赵世炎首先发表了报告，指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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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央屡次的指示。他称这是“有远见的独立政策”，并引证中共中央历次的指示和《向导》上

的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

我继起发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对的是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尤其不愿牺

牲中共的独立发展；但从不反对国共合作，也不赞成中共不适当的反国民党的倾向。同志们

应当珍视国共合作，而且维护中共独立存在与发展并不能与反孙北上相提并论，说我右倾了，

改变初衷更是无槽之谈，继之，我指出这种所谓“有远见的独立政策”本身并不正确。中共

中央只有反对国民党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指示，但却没有反孙北上的主张。我说明孙段张三

角联盟是一种反直系的结合，是一时权宜的策略，不能因为有些国民党右派具有妥协的倾向，

就断定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全体也都这样。我称赞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国民会议和废

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这对北方民众，会发生很好的影响。我承认国民军系的冯玉祥等

具有投机性，但他们既有靠拢国民革命的倾向，我们就不应当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着重指出反孙北上政策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多数的国

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

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