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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互相竞

争，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

先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作为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先声，这种对盟友的手段在道义上是

说不通的。怪不得当时汪精卫就曾说过，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指导，事实上是很

混乱的。首先是莫斯科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些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只知“国民革

命的重要”和“革命势力必须集中”这两个空泛的原则，不顾国共两党的实情，硬要将它们

混合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决议，还强调中共的独立性，但后来似受着

越飞、马林等人的影响，它的四月训令显然改变了方向，认为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是

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独立性却成为次要的。换句话说，共产国际的四月训令是中共趋向右

倾的起点。

马林个人的见解比共产国际的训令还要右些。他那时想以撮合国共两党合作的要人身

份，在广州长住下来，要求中共中央移设在广州，以便将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立即付之实施。

可是他不够幸运，，遇着了重要的障碍。国民党方面对他的主张似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最感

兴趣的，只是获得苏俄的实际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点，

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当前的急务。陈独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他坚持中共中

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愿羁留在广州为国民党的附属品；这也不是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马林的主张虽大体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接受，但却从未实现过。在我看来，即使实现了，

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国民党一般老党员多具有门户之见，他们对党内的后起者也往往抱有轻

视的观念，即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完全放弃原有的共产色彩，循规蹈矩的为国民党工作，

也不免要被视为是身家不清白的异端，那里会允许他们在国民党内自由活动？而且一般共产

党员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还是原具有国民党籍而转加入中共的。当他们过去在国

民党时，多对国民党的成规表示不满，现在这些中共党员又都加入到国民党去，那里会做安

分守己的“小媳妇”？因此，我们很有理由说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观的幻想。

陈独秀先生的立场不仅与马林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主要政

策的正确性。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

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

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的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以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中共

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

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国民党的政

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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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上。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

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这都意

味着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在那段时期中，毛泽东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

但是中共中央所实行的政策，是国共“混合”，而不是国共“联合”；我们的主张被搁置

了起来，如果当时中共坚持国共联合，相信是会得到孙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来，如果实

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间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

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