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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令对德奥宣战。这件事他与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图

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段则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

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元，借款条

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

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

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

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一部分青年从

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

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留日学生罢读归国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

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

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

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订。同时以反对向日借款、取

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为请愿的更广泛目标。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

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

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次请愿毫无结果，

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徐世昌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陈。四个代表步出总统府

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

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

的情绪。

因为受了那次请愿的刺激，我和少数热心分子常向同学大声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学生死

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爱国热情固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贞

也大有逊色。这种说法普引起大批同学的共鸣。然而当时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

一致，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不少同学主张由爱国人士逐渐展开活动，获得人民支持，将

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第二，醉心新

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

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

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

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

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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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

学们发起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

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

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

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

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