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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从花园口冲出来的黄水淹得流离失所的难民们像潮水一样，顿时向着四通八达、繁华似锦的郑州市蜂拥而来。郑州尽管再怎样富饶，物阜民丰，可怎么也禁不住这么多蝗虫般的难民进入。人满为患，郑州市立马就超负荷了，社会秩序随之也就紊乱起来。

在这蝗虫般多的逃难人里，夹杂着一家有幸四口—父母、姐弟—都逃离了水患而离乡背井的人。老汉姓刘，女儿叫碧霞，儿子叫大勇。他们一家人随着逃难的人流，也来到了郑州市。可是此时郑州市里满街都是难民，台阶上躺的、街当中坐的，把来往行人的路都已经阻挡住了。讨饭吃的乞丐们一个接一个，像走马灯似的挨家挨户走着要饭吃，简直让郑州的住家户应接不暇。他们即使再乐善好施，哪里有那么多的食物来施舍给这么多的难民吃？这么多的难民谁又能都供给得起他们饭吃？可想而知，讨饭人自然也就有不少成天都讨不着吃的东西而空着肚子的了。他们要想讨到饭吃，也就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你看，这时他们光讨饭的形式就五花八门，异彩纷呈起来：有靠唱小曲讨饭吃的，有靠吹笙箫等乐器讨饭吃的，也有靠摆摊卖艺讨饭吃的，还有靠谝快板、耍杂技或者说山东快书讨饭吃的。这些难民们一进门口里就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念叨起来：“来得巧，来得妙，老爷吃饭也来到。”这话让人猛一听倒还觉着顺耳，可是细一琢磨，反而弄不清这行乞的和施舍的，他们之间究竟谁是“老爷”了。不过讨饭的难民们不管怎样挖空心思，花样翻新，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厄运的。他们整天还是饥肠辘辘，饿得眼花、腿软、心慌、气短，走不动路。

可惜刘老汉一家景况更惨，这些诸多讨饭吃的门道他们全都不会，因此就总想能够找一个出力下苦的活儿干着混饭吃。可是郑州市一瞬间被难民给拥实了，能够有多少下苦出力的活需要人干？劳力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现象。刘老汉一家辛辛苦苦地找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找到一个实在的活儿。靠碧霞、大勇讨饭，青年娃们要饭很少有人给；靠刘老汉、老婆要饭，怎能养活得了一家四口人？好不容易女儿刘碧霞在一家纺纱厂找到了一份活儿，但是在纱厂干活时间长，噪音大，空气十分的干燥污浊，更不要说一个人还得要看好多台纱车，一天到晚连喘口气的空儿都没有，能累死人。刘碧霞把脚都跑肿了，一回到家腰疼腿酸，躺下身子就都站不起来了。这些都不消说，为了养家糊口刘碧霞她什么苦都能吃得下，可是毕竟工钱给得太少，一天累死累活才能挣人五毛钱。你想想，一家子四口人，这点儿钱能够用来干什么？就这样还是干一天算一天，一天不去干就没钱了。反正日子还是没办法混得下去。

他们一家人看看实在在郑州市呆不下去了，就四处打听，想另外找个地方去谋生。后来刘老汉听人说陕西关中地方好，有人已经去那儿了，在那儿的日子还能稍微好混一点儿，于是就毅然携家带口，离开了郑州市，不远千里，随着逃难的人群又向着八百里秦川的关中颠沛流离而来。从郑州千里迢迢要到关中而来，单靠步行那是不行的，如果步行，沿门乞讨，到不了关中，人早就会被饿死在路上了；坐火车他们又没钱买票。刘老汉一家人就看其他难民的样儿，晚上乘着火车站上的工作人员不防备，在火车离开车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鸣了最后一声长笛之后，就急速爬上了往西开的货车车篷顶子，身子紧贴着车篷，两手死死地抓着车厢篷顶上的某个东西。

火车一瞬间就开动了。刘老汉一家人和其他同路逃难的人一样，提心吊胆地趴在车篷顶上，双手扒紧车篷，随着火车的西开，向着关中逃条活命来了。火车开到了灵宝、阌乡一带，突然又给停了下来。刘老汉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连忙惴惴不安地向周围的同伙儿打听。同行的伙伴们这才有人告诉他，这里是离陕西的东大门—潼关最近的地方，再要往前走不了几站路就是潼关了，一过潼关就算是进入了陕西的关中。刘老汉听着这话心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多少有了一种欣喜，禁不住说：“啊，总算是快到了！这下可有盼头了。”不想，这些人又接着说：“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其实最难走的一段路才在后头呢。火车现在之所以在这里停下来，不再往前开，是因为白天不敢从这儿开往潼关—再往前走不多远，与山西就只有黄河一河之隔，黄河北岸的山西省早已都被日寇占领了。日寇在黄河北岸的风灵渡架起了很多门大炮，虎视眈眈，整天都在窥伺着黄河南岸陇海铁路沿线的动静。他们一旦发现有情况，立即就会开炮，猛烈狂轰烂炸。这一门门大炮就像是一只只凶猛的老虎，已经把我国横贯东西的铁路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