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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从花园口冲出来的黄水淹得流离失所的难民们像潮水一样,顿时向着四通八达、繁华似锦的郑州市蜂拥而来。郑州尽管再怎样富饶,物阜民丰,可怎么也禁不住这么多蝗虫般的难民进入。人满为患,郑州市立马就超负荷了,社会秩序随之也就紊乱起来。
在这蝗虫般多的逃难人里,夹杂着一家有幸四口—父母、姐弟—都逃离了水患而离乡背井的人。老汉姓刘,女儿叫碧霞,儿子叫大勇。他们一家人随着逃难的人流,也来到了郑州市。可是此时郑州市里满街都是难民,台阶上躺的、街当中坐的,把来往行人的路都已经阻挡住了。讨饭吃的乞丐们一个接一个,像走马灯似的挨家挨户走着要饭吃,简直让郑州的住家户应接不暇。他们即使再乐善好施,哪里有那么多的食物来施舍给这么多的难民吃?这么多的难民谁又能都供给得起他们饭吃?可想而知,讨饭人自然也就有不少成天都讨不着吃的东西而空着肚子的了。他们要想讨到饭吃,也就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你看,这时他们光讨饭的形式就五花八门,异彩纷呈起来:有靠唱小曲讨饭吃的,有靠吹笙箫等乐器讨饭吃的,也有靠摆摊卖艺讨饭吃的,还有靠谝快板、耍杂技或者说山东快书讨饭吃的。这些难民们一进门口里就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念叨起来:“来得巧,来得妙,老爷吃饭也来到。”这话让人猛一听倒还觉着顺耳,可是细一琢磨,反而弄不清这行乞的和施舍的,他们之间究竟谁是“老爷”了。不过讨饭的难民们不管怎样挖空心思,花样翻新,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厄运的。他们整天还是饥肠辘辘,饿得眼花、腿软、心慌、气短,走不动路。
可惜刘老汉一家景况更惨,这些诸多讨饭吃的门道他们全都不会,因此就总想能够找一个出力下苦的活儿干着混饭吃。可是郑州市一瞬间被难民给拥实了,能够有多少下苦出力的活需要人干?劳力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现象。刘老汉一家辛辛苦苦地找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找到一个实在的活儿。靠碧霞、大勇讨饭,青年娃们要饭很少有人给;靠刘老汉、老婆要饭,怎能养活得了一家四口人?好不容易女儿刘碧霞在一家纺纱厂找到了一份活儿,但是在纱厂干活时间长,噪音大,空气十分的干燥污浊,更不要说一个人还得要看好多台纱车,一天到晚连喘口气的空儿都没有,能累死人。刘碧霞把脚都跑肿了,一回到家腰疼腿酸,躺下身子就都站不起来了。这些都不消说,为了养家糊口刘碧霞她什么苦都能吃得下,可是毕竟工钱给得太少,一天累死累活才能挣人五毛钱。你想想,一家子四口人,这点儿钱能够用来干什么?就这样还是干一天算一天,一天不去干就没钱了。反正日子还是没办法混得下去。
他们一家人看看实在在郑州市呆不下去了,就四处打听,想另外找个地方去谋生。后来刘老汉听人说陕西关中地方好,有人已经去那儿了,在那儿的日子还能稍微好混一点儿,于是就毅然携家带口,离开了郑州市,不远千里,随着逃难的人群又向着八百里秦川的关中颠沛流离而来。从郑州千里迢迢要到关中而来,单靠步行那是不行的,如果步行,沿门乞讨,到不了关中,人早就会被饿死在路上了;坐火车他们又没钱买票。刘老汉一家人就看其他难民的样儿,晚上乘着火车站上的工作人员不防备,在火车离开车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鸣了最后一声长笛之后,就急速爬上了往西开的货车车篷顶子,身子紧贴着车篷,两手死死地抓着车厢篷顶上的某个东西。
火车一瞬间就开动了。刘老汉一家人和其他同路逃难的人一样,提心吊胆地趴在车篷顶上,双手扒紧车篷,随着火车的西开,向着关中逃条活命来了。火车开到了灵宝、阌乡一带,突然又给停了下来。刘老汉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连忙惴惴不安地向周围的同伙儿打听。同行的伙伴们这才有人告诉他,这里是离陕西的东大门—潼关最近的地方,再要往前走不了几站路就是潼关了,一过潼关就算是进入了陕西的关中。刘老汉听着这话心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多少有了一种欣喜,禁不住说:“啊,总算是快到了!这下可有盼头了。”不想,这些人又接着说:“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其实最难走的一段路才在后头呢。火车现在之所以在这里停下来,不再往前开,是因为白天不敢从这儿开往潼关—再往前走不多远,与山西就只有黄河一河之隔,黄河北岸的山西省早已都被日寇占领了。日寇在黄河北岸的风灵渡架起了很多门大炮,虎视眈眈,整天都在窥伺着黄河南岸陇海铁路沿线的动静。他们一旦发现有情况,立即就会开炮,猛烈狂轰烂炸。这一门门大炮就像是一只只凶猛的老虎,已经把我国横贯东西的铁路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