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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能有什么指望呢？这真应了古人的一句谚语：“行善行善，子嗣不见；作恶作恶，儿女一窝。”

一九四三年是个灾难年，这一年按干支纪年应该是个癸未年—“羊”年。按理说：羊马年，广收田，羊年应该是个好年景，可是这一年到庙东村来讨饭的人，突然令人出乎意料地多了起来。他们如果一来还都是肩担怀抱、拖儿带女的一家子。通常是男人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挑着他家的全部家当—烂铺盖、破碗筷，另一头则挑的是他们家那最小的孩子；而女人呢，手里则拉着根打狗棍，引着稍大一点儿的儿女—一行还就是四五口人。庙东村的村东、村西、村南（除过村北），一时间所有废弃的窑洞里都住满了讨饭吃的人。这些讨饭人，他们白天女的引上孩子沿门乞讨，男的挑上个装着一些针头线脑、杂碎物什的货郎担子走村串户，多少卖上一点杂货，赚得个把钱，再顺便收上一些破烂儿，借以维持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一家数口人的生计。有人一打听，这才知道他们原来都是河南、安徽一带的人，流离失所，辗转数千里，才逃难至此的难民。庙东村有人根据这些难民的特征，就给他们起了个绰号，把他们统一叫做“河南担”，意思是他们这些人大都是来自河南，他们的全部家当也就只需要一副担子担。这些人行无定居，根本就没有个固定的住处，往往是在某一处呆上几天，讨上几天饭吃，然后就又会转到其它某个地方去了。他们白天走到哪里，晚上就歇脚在哪里。这些人拖家带口，吃着连猪狗都不吃的饭，就是这样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让人看着实实可怜。但是人们都只知道这些人所遭的难是河南、安徽一带黄河决口，家乡被黄水一下子给全淹没了，然而又有几个人能知道他们被黄水淹的真正原因？人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认为黄河决口是天灾，然而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他们哪里知道这事情里边的隐情？其实这场骇人听闻的河南、安徽一带大水灾并非天灾，而实属人祸。从河南、安徽来的这些难民把他们受灾的经过一相说，听的人一个个不由得就都毛骨悚然起来，继而就更是怒发冲冠。原来河南、安徽这一带人所遭的这场水灾竟是一桩千古奇冤，是件《今古奇观》上都没记载过的事。

国民政府里的那位英明且伟大的蒋委员长奋力抗击日寇侵华，无奈中日双方却势力悬殊，中方节节败退，抗日久不见效。仗打到后来蒋委员长觉着自己实在没有招架之力了，就眉头一皱，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他想效法古圣先贤们的做法，给残暴绝伦的日军也来一个“关二爷水淹七军”，给全国人民也弄一个“生擒操军虎将庞德”的惊喜。于是他的下属就命令军队连夜去扒黄河的花园口河堤。这时正是先一年黄河流域夏秋之交降水集中的雨季，黄河河水暴涨，加之黄河的花园口正处于华北平原的地势低洼地带，就是一再加固河堤，河水也随时都有从这里决堤的危险。蒋委员长就想利用这毒蛇猛兽般的黄河水来阻止凶顽绝伦的日本关东军对大好华夏的残酷践踏、蹂躏。猛一听，这想法倒似乎美妙无比，可是要细一琢磨，就能清清楚楚地觉察这事也确实幼稚得让人啼笑皆非。他们派了很多国军，急如星火，拼命地扒开了黄河花园口的河堤，打算淹日军一个措手不及。然而，据说当时汹涌翻滚、波浪滔天的黄河水却不买他的账，根本就不理他们这一套，不知怎的，死活也不肯从国军所扒开的河堤口子往出流，不忍心肆意去淹没华北平原那一望无际的良田和千百万无辜的百姓。据知情人说，黄河水不从那些国军扒开的河堤口子往出流，那是河伯的旨意。可是神又怎么能拗得过人呢？要知道，蒋委员长他是当今中华民国的真龙天子、一号领袖人物，是一位比神还大的神，是景天承命，统管人神的人。他的命令就是圣旨，要是谁胆敢亵渎天威、抗旨不遵，那当然就是叛逆，将必死无疑，就是诛灭九族也不为过。这伙扒花园口黄河河堤的国民革命军一见这大逆不道的黄河水竟然胆大包天，敢不听从蒋委员长的指令。再说了，他们挥汗如雨地在花园口河堤上好不容易才挖开来了一个口子，倔强的河水却一反常态，不从这儿往出流，这要是让不知内情的人知道了，还会以为是他们办事不力，压根儿就没把河堤扒开。要真那样的话，他们这些国民革命军就没法向他的上峰交代了。他们那心狠手辣的上峰把黄河水自然无可奈何了，但对他们这些执行命令不力的掘河国军却有的是办法，会毫不留情的，说不定立刻就来个军法处治—哎哟我的妈呀，那可是吃罪不起的事。这些掘河堤的国军一想到这儿就再也顾不了什么了，顿时性起，逞起大无畏的英雄精神来。他们抖起了从没有见过的威武，面对黄河，怒发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