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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林外史》所说的官官相护，《儿女英雄传》记载的官场倾轧，都没有打算，也不可能“彻底解决”。＇9＇因为眼下已经不是“三代”，而是三代以后，因此任何努力都只能是有限的不容乐观的。《御批纲鉴》（卷93）：

均田限田之制，虽属古法，而实不可行；盖民之贫富不一，必欲齐之，则诸弊以起。

为此只能采取现实的态度，不能抱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可“因时立制”，＇10＇不得随意鼓吹什么蛊惑视听、不负责任的美好方案。因此，乾隆初年的“回向三代”，也不过是一种尝试而已，到一定时候，便只能“见好就收”了。

寻，大学士张廷玉遵旨议奏：“今日而议复限田，诚无不可行之理，而有不可行之势”，又有何“善策”可依，如 田以何为等差？限以何为多寡？直省风土亘异，贫富长落不时，非清查不知，而查则滋扰。纵使章程既定，券契可凭，而瓜分诡寄、改户移名，即精明之吏亦难按册而稽，将胥吏乘机需索讹诈，而小民震惑，互相告讦，狱讼纷繁。古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毋扰之而已……

至称请收买公田，……宋元明皆有之，……收买时不无长短，催租时不无凌虐，完纳时不无勒索，比之民种民田实有便有不便。＇11＇

一年之后，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无所挠挫”，＇12＇八年九月，上谕：“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问，仍属有名无实，必须户户查对，人人审问，其为滋扰，不可胜言。夫果滋扰于一时，而可收功于日后，亦岂可畏难中止。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13＇

“名虽正而难行”一语，正道出了皇上的矛盾心情。于是也就像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把它搁置、留给了后人。＇14＇

十月，河东盐政吉庆具奏，一再言及皇上“既深知其不可行，犹冀望其或能行”之苦心。＇15＇此后几乎就不见有关修改田制的议论了。

日后，《御批纲鉴》于汉代董仲舒“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条下批曰：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实不可行。且一州一邑中，田满三十顷者本不多见，即分其所余，何以与贫民，亦且势难遍给，徒使富者诡名寄户，贫者讦告纷争而已。是岂达治体者之所为？

又就治河一事批曰：

居今之世，虽大禹复生，吾知其无善策，亦不过补偏救弊耳。

儒家既认为人世的理想社会自“三代”以后已一去不可复返，这，大约也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乾隆初年“回向三代”努力的不能成功。《御批纲鉴》（卷84）：

时非三古，而谈井田封建，皆拘儒不达世变之说。

又曰（卷101）：

古称“井田善政，行于乱之后，是求治，行于治之时，是求乱”，其说诚不可易。

其后湖南巡抚杨锡绂谈到这一问题时说，米贵民贫，原因之一在“田归富民”，为求解决则“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开创之初，尚虞纷扰，今累叶承平之时，更难施行”。＇16＇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为一种“理想”，也表明当日争论的核心，并不是“当”与不“当”，而是“能”与不“能”，不是其本身的“是”或“非”，而是在操作层面即如何实施的问题（也终因难度太大而予放弃）。从此清代田制的讨论也就转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铁杆派”，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河东盐政吉庆，亦非汉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华北的“圈地”，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剥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对此，与其说这是一种“阶级”或“民族”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