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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讲，在保定的一年，曾国藩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治理才能。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并未立竿见影。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如同一阵暴风，把曾国藩再吹到风口浪尖，吹出了保定。

所谓教案，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绅士、民众和西方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或这些传教士发展的中国教民之间的冲突。互相谩骂、斗殴是轻的，严重的则会发生流血冲突，中国人会焚烧教堂，甚至弄出人命。

最开始的传教士来中国，纯是抱着传播上帝福音的。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发现来中国就会受到如上帝般的待遇，于是鱼龙混杂。中国人首先对洋人的相貌就反感，加上儒教徒们的恶意宣传，中国人就把传教士们当成了魔鬼。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北京的门户天津。

1870年入夏，天旱无雨，中国人花费人力物力和金钱，祭祀龙王爷，却毫无成效。传教士们也过来凑热闹，用科学解释说，世上只有上帝，没有龙王爷，天是否下雨和神仙无关。

中国人愤愤不平，本来就不下雨，庄稼已宣告颗粒无收，洋鬼子还跑来说风凉话。于是，仇恨变成谣言。

有人说，天不下雨全是因为传教士，有谣言更进一步：教堂专门拐卖小孩，然后挖心用来做药。更有谣言登峰造极：洋人的眼睛发蓝，是魔鬼，要想保持他们的魔力，必须要吃小孩的眼珠。很多人已亲眼所见，在教堂的地窖中，盘子里盛放的都是小孩的眼珠。

当时风声已紧，有人提醒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传教士和民众的关系空前紧张。二人一笑，自从传教士来中国后，其和民众的关系就从未缓和过，慌什么！

1870年6月18日，酷热阵阵。天津桃花口的百姓捉到一个叫武兰珍的诱拐儿童的人，村民们先将其暴揍一顿，然后送到知县刘杰处。

审讯过程相当荒谬，刘杰事后称，武人贩子被送到时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其口供都是跪在他身边的桃花口百姓转达的。武人贩子说，他是教堂里派出来诱拐儿童的，还描述了教堂里有席棚栅栏，并说让他诱拐儿童的人是个两眼巨大的洋人。

刘杰觉得事态严重，就通知了知府张光藻，张光藻急忙通知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便派了人去教堂，和教堂方面对质。

结果对质那天，根本没发现武人贩子所说的席棚栅栏，他也不认识教堂里的传教士。崇厚认为，武人贩子在撒谎，张光藻也随便定了案，武人贩子是自主行为，和教堂无关。

直到那时，天津方面的官员也未认识到事情真的很严重。当他们在教堂里对质时，教堂外面已围了许多中国人。案子一定，中国人情绪大为激动。教堂的人也激动，双方扭打在一起。

崇厚立即派巡捕弹压，教堂方面当然不是吃素的，立即通知了他们的领事馆。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人和枪，在教堂前一阵乱轰。轰完后还不解恨，又跑到崇厚的衙门大闹。

崇厚以德服人，劝他赶紧走，因为衙门口已围了许多人。丰大业气呼呼地走了，围在外面的中国人还算克制，放出一条路来，让他走。

本来这件事应该就此结束，但丰大业自己作死，回去路上遇到天津知县刘杰，抽出枪来就射，刘杰侥幸，可他的家人却受了伤。这下惹恼了中国民众，大家发一声喊，把丰大业和他的随从围住，乱拳乱脚，活活打死。

民众打得兴起，打死丰大业一行后，又跑到各个教堂和其他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又是烧又是杀，骚乱终结时，已有20名外国人被打死，教堂被焚烧三处。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京津震动。

第二天，七个西方国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要清政府严惩凶手，各国军舰开始向天津大沽口方向集结，可谓剑拔弩张。只要一点星火，就能引起滔天大祸。

能处理好这件事的人，在当时的世界，恐怕只有曾国藩。这是紫禁城所有人的共识，于是，曾国藩接到了命令：立即去天津处理这件事，记住，它关乎国运！

但这道圣旨还有句话：如果你身体允许，就赶紧去。

教案发生的一个月前，曾国藩已右眼失明，左眼差强人意，而且眩晕症加重。据他描述，走路犹如行进在云里，躺在床上如同躺在海浪上。

如果他以继续患病为由，完全可以不去。幕僚们也说，您这身体和精神状况，恐怕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幕僚们说这些话时，曾国藩正在练字，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老实说，曾国藩的字属于中上。不过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