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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工作边念哈佛。母亲当然很中意这计划，因为波士顿和得瑞之间有波缅线的铁路——那时列车班次还不少，来往十分方便。她已经开始想象父亲周末来看她的情形；而她，或许也会偶尔适度地到剑桥或波士顿去看他一两回。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12）

“你对熊懂多少？”她问，“对摩托车又懂多少？”

她也不喜欢他另一个主意，如果弗洛伊德不愿把熊和三七印第安割爱，父亲就要跟他到林场去。温·贝里身强体健，但绝不是个粗汉子；而在母亲想来，林场这种低三下四的所在，父亲一去绝免不了被同化——连回不回得来都是问题。

其实她根本无需担心。等到夏天结束，事态变化之大之烈，远超乎父母微不足道的计划所能预期。1939的夏天就像当时还没有名称的欧战一样劈头而来，无处可躲；而他们——弗洛伊德、玛丽·贝兹和温·贝里——就像肯尼贝克河口遭到狂风横扫的鸥群，被那年夏天席卷而去。

八月底的一个夜晚，母亲送完晚餐，刚得空换上马鞋和槌球长裙，在自己房里的父亲便被电召去照顾一位受伤的男客。父亲奔过槌球场的草地，母亲正在那里等他。她肩上倚着一支球棍，林间串起照明的灯泡映在她身上，有如圣诞节时般幽幻——在父亲眼里，母亲“就像个拿着棒槌的天使”。

“我待会就来，”父亲对她说，“有人受伤了。”

她跟着他过去，和一群人一起奔向旅馆的码头。岸边灯火辉煌，停着一艘闹哄哄的大船。甲板上有个铜管声震耳的乐队，浓重的油料和引擎废气发散在咸咸的空气中，混着稀烂的水果味。显然船上有一大缸水果酒，乘客不是拿它往身上泼，就是拿来洗甲板了。码头的最前端有个人仰卧着，脸颊汩汩流血——他上船时从梯子上跌下来，脸给船栓弄得开了个口子。

那人是个大个子，月光映得周遭一片深蓝，令他看上去满脸是血。来人一碰到他，他就坐起来大吼：“Scheiss！”

父亲和母亲常听弗洛伊德嘴里溜出这个德文字眼，晓得是句粗口。德国人在几个壮汉扶持之下，总算站了起来。他那件沾满血迹的白礼服足足可以套进两个普通人，深蓝色的腰带看起来像窗帘，搭配的领结和领带拉到颈子上，仿佛一团扭曲的螺旋桨。那人有个厚墩墩的双下巴，身上发出浓烈的水果酒味。他对着船上大吼一声，一群德国人出现在甲板上。有位又黑又高的女士从码头的梯子攀了上来，她穿着一件滚黄蕾丝边的晚礼服，活像头披了丝缎的黑豹。流血的男人抓着她就猛然一靠，虽然她无疑十分强壮敏捷，还是被压得朝父亲倒来，父亲连忙替她稳住重心。她比那男人年轻得多，母亲注意到，而且也是德国人——她从容地对男人咯啦咯啦说着话，他则粗鲁地指着甲板上那群德国人，指手划脚抱怨不停。这对巨人就一路跌跌撞撞地上岸，沿着铺满碎石的马路走去。

到了亚布纳大门口，女人尽量不带口音地问父亲：“他得‘封’几针，ja？你们有医生吧？”柜台经理向父亲低声道：“去找弗洛伊德。”

“要缝？”弗洛伊德对父亲说，“医生远在巴斯，还是个酒鬼。不如我来缝算了。”

柜台经理飞奔到宿舍去喊弗洛伊德。

“赶快骑车把陶德大夫带来！他来了我们自然会把他弄醒。”经理说，“看在老天的份上，快点！”

“就算找得到他，也得花上一个钟头。”弗洛伊德说，“缝几针难不倒我，只要给我件像样的衣服就成。”

“这回可不一样，”经理说，“我想行不通，弗洛伊德——这家伙是个德国佬。而且他伤在脸上。”

弗洛伊德三两下把工作服从满是瘢痕的橄榄色身躯脱掉，开始梳他的油头。“给我衣服，”他说，“只管拿来吧，找陶德大夫太麻烦了。”　。。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13）

“伤在他脸上，弗洛伊德。”父亲说。

“脸又怎么样？”弗洛伊德说，“还不一样都是皮，ja，跟手脚没两样。我可是缝过一大堆脚，斧头和锯子伤的——都是那群笨蛋，砍树还会砍到自己。”

这会儿在外头，船上的德国人正扛着大包小包，走码头与旅馆大门间的最短路线——也就是十八号果岭。“瞧那群猪，”弗洛伊德说，“弄得坑坑洞洞，小白球会掉进去。”

侍者领班走进弗洛伊德的房间——那是男子宿舍最好的一间，没人晓得他是怎么弄到的——开始脱衣服。

“除了外套全给我，小子，”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