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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也是,一说到蒙古,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大草原。其实“蒙古”是个非常丰富的概念,也包括内蒙和外蒙的差异。对我的身份确认来说,它们都是必要的;不过在它们之上,还有一个更大也更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中国”。
前两年在外蒙演出,邀请方希望我能多唱一些外蒙的歌,乐队中也有人征询我的意见,问能不能全场都用蒙语演唱,有人甚至提议干脆来一个外蒙歌专场。我理解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心意,但还是统统拒绝了。对邀请方我婉转地说,我唱什么歌,到时你们就知道了;对自己人我就更坦率些,我说我们的选择余地大得很,干嘛挤兑自己,净唱蒙语的呀?唱几首外蒙歌表示友好没问题,再多就没必要了。我说别忘了我是代表中国来的。
到演出时,我当然绝大多数用的是汉语。后来开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对此表示不太理解。在他看来,我首先是一个蒙古族歌手。我想这正是分歧所在,就解释说,我确实是一个蒙古族歌手,也无比热爱自己的民族;但在国外,我首先是一个中国歌手,所以主要用汉语演唱。不仅在这里,在美国,在欧洲,都是这样。
我这么说,没有任何作秀的意思,也不是出于什么必要的谨慎;就是在国内,我也从来没有过于看重自己的民族身份:既没有以此来限制自己,也没有试图把这当成一种获利的工具。这和我对本民族和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一点也不矛盾。曾有人问我有什么可骄傲的?我的回答是:全国五十六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把我当成自己的歌手,我总是能很快地和他们融为一体,这就是我的最大骄傲,最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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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二:“我是一个中国的歌手”(2)
当然,这也是我踏踏实实地说“我是一个中国歌手”的最大根据。
我不在乎有人会因此攻击我,认为我“已经完全汉化”了。这样的流言蜚语还少吗?一篇文章说我“十岁以后就过上了汉化的生活”;更有甚者,说我的父亲“早早就汉化了”。我甚至懒得去理会:爱谁谁,爱怎么猜测就怎么猜测吧。
这里有一份自信(艺术家的自信),一份超脱(艺术本身带来的超脱),但也有一份“过来人”的淡漠。曾几何时,我也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苦恼过。立足这样的“身份”苦恼,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汉人的国家。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压力,就是如何尽快地融入汉人或汉文化的“圈子”。为此我确实付出了一些额外的代价,包括前面说到的自尊心,也包括喝酒。有时实际上已经喝不动了,但为了装“英雄”,为了确认自己是“圈子”里的一员,就还硬着头皮往死里喝。为此也没少花冤枉酒钱:明明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了,还要充胖子,有没有自己的事儿都争着付。
那时只要一静下来,就能非常具体地感到压力的重量:生活的、事业的,但最不能忍受的还是孤独。那种举目无亲的滋味令人虚弱。这时就免不了感叹:真难啊,太难了!要不是后来出了名,我也许会一直这样难下去。谁知道呢?
在这种“难”中显然有某种成见在作祟;不过,作为“过来人”我要补充两点。第一,所谓“成见”不仅是一种压抑因素,同时也是一种激发你的动力;第二,这种成见不能被简单地贴上“民族”的标签,动态地看,倒不如说更多地是一种个人境遇。
我刚到民族歌舞团时住的是集体宿舍。我住外屋,里屋是一唱歌的维族人。先进山门为大啊,对我那叫个横!来后第二天我在门口练三弦,不到五分钟他就出来了:“干嘛呢?你!”“我也是这个团的。”“那我怎么不知道啊?”“这不是新来的嘛。”“新来的?以后不要弹三弦了。”“怎么不能弹?”“叫你别弹就别弹!没见我在睡觉吗?”
这人觉多,有事没事总睡。可我一个新手,要想站住脚,不练行吗?于是隔了一天又练,于是不到五分钟他又出来了:“你这人怎么回事?叫你别练还练!”“我……”“我什么我!好好呆着,我录音呢!”
当时我那个气恼:都是少数民族,不关照也就罢了,凭什么一再欺负我?太过份了!可气归气,还得忍着。后来明确我当乐队指挥,他才不敢骂我;再往后我开始小有名气,他就更客气了。我却没忘当初所受的羞辱,终于找了一个机会,排练时把他结结实实骂了一顿。一般大指挥都骂人,而且脏话连篇;我算是小指挥,但骂他也骂得很脏,说来有点公报私仇。
这位哥们儿后来回了新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看到这段文字;如果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