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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也制定了一个农村改革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同时也成了众人争议的目标。

当时，两省领导态度谨慎，主张埋头干，少宣传。1979年初，当新华社记者报道安徽农村改革的政策时，鉴于当时中央文件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属“禁区”。于是，记者设法将“包产到户”改成“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计酬，责任到人”。报道在《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后，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霎时间，安徽凤阳县无形中取代了山西昔阳县，当然就引起“凡是派”，特别是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认为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倡导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岁月里，安徽却实行早受批判的包产到户，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倒退，是方向、路线有问题。有的借用50年代毛主席错误批判邓子恢副总理的话，责难安徽的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批评安徽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王任重同志更是亲自写信，对《人民日报》报道安徽包产到户的做法严加责问，并附去一份一个读者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3）

《人民日报》被迫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河南省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按语指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种蛮横的命令口气，绝非编者语言，自然大有来头。它既有王任重的指示，也有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批示。随后，《山西日报》等新闻单位即组织文章对安徽开展大批判。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把人们炸蒙了，引起一片混乱。安徽、河南首当其冲，受冲击最大，实行包到组、包到户的生产队都暂停春耕春播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立即赶下基层开座谈会，做工作。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长途电话提意见。安徽省滁县地区是包产到户的始发区，3月16日，万里驱车赶到该地区视察，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省委拿主意。尽管万里同志耐心解释与劝慰，有的县委领导仍疑虑重重地提出：批评包产到组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这可是《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的呀！万里激动地说：“是与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靠报纸的一篇编者按来裁决。《人民日报》说是错误做法，我看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错误做法。我们要重视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肥西县有的区社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办？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了，一动就乱。管他《人民日报》怎么说呢，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随后，万里又跑了皖东6个县，沿途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干部、群众的情绪，使春耕生产恢复正常。

事也凑巧，当时国家农委正在北京召集广东、安徽、四川等省农工部负责人开座谈会。会上人们对包产到户本来争论就很激烈，《人民日报》编者按一送到会上，更是火上浇油，反对者和赞成者都慷慨陈词，而且动了肝火。但不少同志都认为，各地正在按三中全会精神搞农村改革，谁也没有经验，此时此刻《人民日报》发表倾向性如此明显的来信和编者按，确实不妥。人们可能产生误解，以为是这次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新精神，造成思想混乱，妨碍春耕生产。秋后打不到粮食，农民挨饿，这可是大事。

安徽代表周曰礼更是焦急、气愤，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介绍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指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应当允许存在，由群众在实践中鉴别和选择。他还强烈要求《人民日报》以同样版面和篇幅并加编者按语，迅速发表安徽群众的来信，以正视听，消除张浩来信及其按语的不良影响。

《人民日报》确实捅了个大娄子。当时不仅安徽、河南有许多群众来信飞向报社，而且四川、云南等10多个省都有大批来信责问：“《人民日报》太荒唐……弄得群众无主张。”反响如此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