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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仍然先欠身说了“你好”，然后再问：“老人家怎样不舒服？”

这老妇人几年来发烧消瘦，就是查不出病因，这次是北京的儿子接来看病的。张教授在检查中要病人把袜子脱下来，病人不肯，说是脚脏，还有“很重的湿气，看不得的”。

张主任则和颜悦色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得看一看。”那口气好像是在请这母子为自己做一件天大的好事。

儿子帮母亲脱下袜子，果然脚很脏，有很多地方溃烂了，散发出一股臭气。张教授把病人的脚拿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详细观察，还用手在上面按来按去，他对身边的医生说：“看，病人的脚上虽然有湿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脚气，但不完全是。这些糜烂的地方也不一定只是脚气感染……”这时候我有点激动起来，因为我猜到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快要发生了，但由于我是陪病房的病人去的，不能多待。事后我听说，这个病人的诊断确实是从脚上找到的线索，是一种不多见的寄生虫病。我曾把我当天看到的张主任看门诊的情况告诉邵大夫，说我真没想到他甚至对每个进门的病人问好。邵大夫只淡淡地说：“张主任这样子，已经数十年如一日。”

急诊观察室的工作庞杂繁重。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进修医生，为了多接触病例，多积累经验，尽量争取多做工作。我记得那时病房里没有实习医生，所以我们这些进修医生不仅要干实习医生的活儿，有时，护士的活儿我们也干。收病人，写病历，治疗，值班，来来回回跑腿，取化验单，送标本，一天忙下来不知道东南西北。有一次我连着上了半个月的夜班，倒成白班的那一天，我才发现春天已经来了，在两个星期里北京城已经全都绿了。这时我想起临床工作中的辛苦和压力，不禁有些闷闷不乐。

这种坏心情和前几天夜里，楼上病房发生了病人自杀的事情有关。那是个挺年轻的男性白血病患者，不知是因为治疗无望还是病人自己觉得太痛苦，反正他在半夜从病房的窗户里跳出来，坠落在离我们急诊观察室不远的地方。病人当时就死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听说那个年轻护士也是来进修的，出了这个事，大病一场，以后连护士都不做了。应该说，在来到协和医院以前，我虽然知道当医生是一种崇高职业，是和人的生命打交道的。却从没有体会过临床工作中如此沉重的压力，也不知道医生护士肩上有这么复杂严肃的责任。我没法想象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值班的时候我会怎么办。那几天，我特别紧张，晚上我病房里有病人出来上厕所，我都竖起耳朵听动静，那个自杀的白血病人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

日子虽然不好过，但还是过下去。因为邵大夫总给我们所有在急诊观察室工作的人带来信心。他并不特别明确地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但只要他在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他的方式总是理智和冷静的。观察室里有一个多次发生心肌梗死，心脏功能已经非常差的中年病人，他是一位科学家，手里有很重要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为了保护病人的情绪稳定，都向他隐瞒了一部分病情。但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心力衰竭以后，病人自己忽然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私下里问邵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要把手里的工作交出去才行。邵大夫考虑一下，就如实向病人说了。这使得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病人弥留之际，对邵大夫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几个人事后带着一点敬佩的口吻议论这件事，说邵大夫对疾病过程了解得那么透彻，几乎一日不差地预见了病人的死期。这话让邵大夫听到了，他心情略显沉重地说：“医生能说出病人什么时候死算什么本事。……这个人死得太可惜。”还有一次，我们随邵大夫在病房里检查病人，在给一个女病人听诊的时候，一位进修医生动作笨拙，女病人很不自在，但又不敢说什么。邵大夫把那个医生拉到一边，换上我，并且决定这个病人以后由我负责。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邵大夫在晨会上问我们：“听诊时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七嘴八舌说了不少，最后，邵大夫说：“还有一条叫做‘尊重病人’，尤其对年轻女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为什么都没有说？说明你们脑子里没有！”我说过了，由于对我出生的这所医院抱有毫无保留的好感，不管别人是否能够接受这种严厉的耳提面命，我对邵大夫的类似说教甚至到了一日不听一日不爽的程度。这以后，我自认为我的检查动作不仅规范而且优雅，因为我的耳边总回响着邵大夫的“尊重病人”的谆谆教导。

这一天，我又在这样优雅地检查着我的病人。这是一个患先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