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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不丰富，甚至风度仪表好不好，都属我们密切关注的内容。最后由内科主任综合讨论的结果，作总结发言。在这个总结发言中，他要明确表示自己的见解，提出今后进一步治疗和检查的意见。有些当时弄不清的问题，以后通过观察、手术或者病人死亡以后的尸体解剖弄清楚的，还会在以后的大查房中继续报告给大家。这种学术活动由于学术水平高，又完全针对临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深受所有临床人员的欢迎。说是内科大查房，但全院各科室的人都会来，有时还有外院的医生参加。谁在这个协和医院大查房中有了精彩的表现，比如清晰完整地报告了病例，提出了非常出色的问题或者诊疗意见，甚至画了一张鲜艳美丽，又达意传神的图表，都会成为人们眼中的明星，甚至可能成为北京医疗界当时的话题。我记得自己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作为一个下级医生在协和医院内科大查房的时候向所有到场的人做了一个精彩的病例报告。醒来已经知道是梦，可还一整天的，像喝了蜜似的高兴。

后来，我读过一篇邓家栋先生撰写的文章《内科大巡诊杂议》①。邓先生是我国著名血液病学家，30年代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他所描写的30年代他在协和医院当实习医生时内科大查房的情况，在漫长的50年的时间里竟基本没有走样。他写的细节和我经历的大致相同。据说，协和医院的内科大查房在历史上只中断过两次，一次是日本人占领北平，强令协和医院关门的时候。另一次是“文革”期间。

我在协和医院进修，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内科大查房制度说是恢复了，但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比如全院开大会传达什么文件的时候，就会把内科的大查房冲掉。这次张孝骞主任痛哭流涕就是因为又一次精心准备的内科大查房被领导通知取消了。

按说对于这种事，就算找不到幽默感，也早应该习以为常了。这是80年代所有科研机构里共同的景象。许多以顽固著称的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这种现实。事实证明张孝骞却不能。

张孝骞是湖南人，1921年他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他是这个当时全国首屈一指医学院中最棒的一个学生。他创下了这个学校入学考试、毕业论文和答辩三个第一名的唯一的纪录。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来到协和医院任职。当我进入这所全国最高医府的时候，张孝骞这个名字仅用德高望重来形容是不够的，它似乎代表了职业医生最高境界。在我们眼里高大得了不得的医疗专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脸上都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情。

张孝骞有一颗巨大的头颅，和一张农民的脸。如果不是长期学术工作使他的表情带有浓浓的书卷气，你会以为他根本来自湖南乡下。我们听说，张主任解决临床上的疑难问题有非常特殊的本领，他不仅能从理论和经验的意义上做到点水不漏，对一些绝无仅有的病例他甚至能从病人的生活方式或者心理活动中找到诊断的线索，使他的临床诊断水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种故事在临床医生们中流传，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我在协和医院期间，最流行的也是被所有上级医生当做典范讲给下级医生听的两个病例是：有一个被其他医生确诊为结核性脑膜炎的病人，各种临床症状和检验指标都符合诊断。张主任在徒手检查这个病人的时候发现他颈部有一个淋巴结稍大。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这个线索出发，他很快查明这个病人是得了一种叫做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病。这种病往往自然好转。在停止一切治疗之后，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还有一个持续高血压而不明原因的病人。张主任又是凭着徒手检查的硬功夫，发现病人耳道里有一个小结节。从这个不起眼的小结节人手，他判定病人得的是一种叫化学感受器瘤的病。这个病非常罕见，全世界只有少数报道。很多年资不低的医生，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病。张主任不仅做出了这个诊断，还说出这种病例刊载的刊物名称、期号和这本刊物放在协和医院图书馆哪一个书架上的什么位置。

有一天，我在张主任每周一次的门诊时间，陪一个病房的病人去找他。那时还没有专家门诊，张主任的挂号费和普通医生一样。在等待的时间里，我非常希望有传奇故事发生，但我见到的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象。张主任看的病人都是一些感冒发烧，但他却认真得无以复加。对于每一个走进来的病人，张主任竟然都要先欠身问好，然后详细问诊。视触叩听一样也不马虎。这个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竟然对日常门诊工作如此一丝不苟，实在让我有些意外。后来，进来一个外地病人，是一位衣衫近乎褴褛的乡下老妇人，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