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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条小小的红腿。他的哭声和笑声混在一　起，跟木匠叶里扎洛夫一样。

临了，审判的日子确定了。崔布金提前五天动身赶去。随后，传说有些奉命作证的农民被传去了，他们的一个老工人也接到传票，动身赶去了。

审判是在星期四　。可是星期日已经过去了，崔布金还没回　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到星期二将近黄昏，瓦尔瓦拉坐在敞开的窗口，留心听着：老头子回来没有。丽巴在隔壁房间里逗她的娃娃玩。她用双手托住他，把他往上举，欣喜地说：“你会长得挺大，挺大！将来做个庄稼汉，咱们一块儿去打短工！一块儿去打短工！”

“得了，得了！”瓦尔瓦拉生气地说。“亏你想得出，要打什么短工，傻孩子！他将来要做商人的！……”丽巴轻声唱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又开口说：“你会长得挺大，挺大，将来做个庄稼汉，咱们一块儿去打短工。”

“瞧，她又说起来了！”

丽巴把尼基福尔抱在怀里，站在门口，问：“妈妈，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为什么我这么怜惜他？”她用发颤的声音接着说，泪水在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他是什么？

他是怎么一个人？轻得象一片羽毛，一小块面包，可是我爱他，把他当做真正的人那样爱他。对，他什么事也不会做，话也不会说，可是我凭他的小眼睛完全明白他要什么。“

瓦尔瓦拉竖起了耳朵：晚班车到达火车站的响声传到了她这儿。老头子来了吗？她不再听丽巴讲话，也没弄明白丽巴说了些什么，没理会时间怎样过去，光是周身发抖，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她看见一辆大车装满农民，辘辘响着，很快地滚过门前。那是从火车站回来的证人。大车经过小铺的时候，老工人跳下车，走进了院子。她听见院子里有人招呼他，问他话。……“判决褫夺公权，没收所有的财产，”他大声说，“流放西伯利亚，判处六年苦役。”

她看见阿克辛尼雅从小铺后门走出来，她本来在卖煤油，一只手拿着一个瓶子，一只手拿着一个漏斗，嘴里衔着几枚银币。

“公公在哪儿？”她咬字不清地问。

“在火车站，”工人回答，“‘过一会儿，等到天黑一点，’他说，‘我再回去。’”等到全家都知道阿尼西木被判了苦役，厨娘就在厨房里忽然哀号起来，就象哭死人似的，她自以为这样做才合乎礼节：“阿尼西木·格利果雷奇啊，漂亮的小鹰啊，你这样一走，撇下我们有谁来管哟。……”那些狗惊恐地叫起来。瓦尔瓦拉跑到窗口，忧愁地走来走去，用尽力气提高嗓音，吆喝厨娘：“闭嘴，斯捷潘尼达，闭嘴！看在基督份上，别折磨我们！”

她们忘了烧茶炊，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有丽巴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仍旧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娃娃身上。

临到老头子从火车站回来，她们都没再问他什么话。他跟她们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在各个房间里走进走出；他没吃晚饭。

“没有人出头张罗一下嘛，……”瓦尔瓦拉等到房间里只剩他俩的时候，说。“我早就说过你应该去请托一位老爷才对，当时你不听。……应该递一份呈文上去。……”“我想过办法的！”老头子摆一摆手说。“阿尼西木判罪以后，我去找过那位替他辩护的先生。‘现在没法子了，’他说，‘时机太迟了。’阿尼西木自己也这样说，时机太迟了。不过我走出法庭以后，仍旧请了个律师，而且预先付给了他一笔钱。

我等一个星期再上那儿去。这要托上帝的福了。“

老头子又一声不响地走遍各个房间。等到他回到瓦尔瓦拉身边，他说：“我一定病了。我的脑袋有点……迷迷糊糊。我的思想乱了。”

他关上门，免得让丽巴听见，接着轻声说：“我担心钱。你还记得阿尼西木在结婚以前，就是复活节　后第一个星期里，给我一些新的一卢布和半卢布的银币吗？当时我把一部分钱收在一个包里藏起来，另外的钱我拿来搀混在自己的钱里了。……当初我叔父德米特利·菲拉狄奇——但愿他到了天国——在世的时候，常到莫斯科或者克里米亚去办货。他有个妻子，她趁他出去办货，常常勾搭别的男人。他们有六个孩子。叔叔一唱醉酒，就笑着说：”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个是我的孩子，哪个是别人的孩子。‘你瞧，这种脾气称得起是马马虎虎。我呢，现在也就是这样分不清我的钱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我眼里，它们好象全是假的。“

“别胡说了，求上帝保佑你！”

“我在火车站买票，付了三卢布，心想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