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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简陋的土房子。

但撒马尔罕的人给我的印象相当年轻。他们载歌载舞地举着大馕欢迎和欢送我们，他们显得诚实、听话、单纯。

尤其难忘的是在列宁集体农庄举行的露天宴会。树阴下，小溪边，长桌一个连着一个摆了半里地，大家无拘无束地说笑着、吃喝着。我与来自列宁格勒的英语翻译阿那托里坐对面，碰杯之后我一口气干了一杯伏特加，阿那托里高兴地搂住我，吻了我三次。他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样子真像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片里的好兵帅克。

宴会举行了三个多小时。坐得太久了也会疲劳，我中途悄悄离席散步，碰到了农庄的庄员们，当然，我又大显身手了——与他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当他们知道我更擅长维吾尔语以后，他们立刻叫来了农庄的几个维吾尔小伙子。我们一见如故如亲，我如何说明解释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不是维吾尔人而是汉族人。因为在俄语中汉与中国是一个词，我解释我是汉人，听者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的维吾尔人。”这几位农庄庄员非常高兴地把我介绍给别人，“瞧，这是我们维吾尔人，来自中国！”他们把他们的花帽给我戴，把他们的长柄大唢呐（　称卡那　）给我吹，并与我一起合影留念。

我在塔什干呆了十天，在撒马尔罕过了一个白天。时间是短暂的，广泛地接触也有各种技术性的和非技术性的困难——例如，戒心。但塔什干与撒马尔罕毕竟不使我觉得陌生了，尤其是那里的人民和文化。

在旅游画册的英文解说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塔什干是和平和友好的城市，是林阴大道、公园和喷泉的城市，是好客和慷慨的城市。”在塔什干，还有一条标语：“塔什干像鲜花一样盛开”。看过那里的城市和人民，我并不怀疑这些介绍和标语口号的真实性。我相信各种障碍和壕沟终将被历史的潮流冲决和填平，我们和塔什干、撒马尔罕以及阿拉木图、伏龙芝、杜尚别、阿施巴罗德这些城市的交流和往来将会得到更好的恢复和发展。我寄希望于将来，我还要加紧维吾尔…乌兹别克语的深造。

大馅饼与喀秋莎（1）

一个闪光的铜制浮雕牌。那是一艘欧洲式的古老的帆船，大大小小重叠着七个帆。由于饱满的大洋上的风，顶部的方形的帆被吹成了蝙蝠的样子，两翼鼓涨，意在腾飞。几条曲线代表着起伏的波浪，龙身一样的花纹代表着船身。在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的《　天方夜谭　》组曲伴奏声中，帆船开始了航行，震摇，浮沉。左上角是一颗四角星，星光闪烁了，下部的几个大帆金光耀眼，上部的小帆离开了船，化鸟凌空而去。

这个浮雕铜牌是苏联汉学家托罗普采夫送给我的礼物。九月上旬，谢尔盖·托罗普采夫的妻子尼娜·勃列夫斯卡娅参加苏联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团体到中国来访问，把这可爱的生日礼物捎给了我。

托罗普采夫还用毛笔蘸着红墨水用中文给我写了一首“诗”：

前半辈子骑瘦马，

后半弹起冬不拉，

海的梦呀不太晚，

乘风扬帆到天涯。

外国人写的中文诗，难求完整雅驯，其情意却是真挚可感的。诗的前两句出自拙作《　杂色　》，第三句出自拙作《　海的梦　》，最后一句大概就是指他送给我的帆船了吧。

这使我想起在莫斯科托罗普采夫家度过的那个美好的晚上。

一九八四年三月，从我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工作岗位上归来的王德胜同志带给我一封苏联汉学家托罗普采夫的信。这位我未曾谋面的苏联汉学家在信上说他很喜爱我的作品。他说，苏联的读者将能够很好地理解我的作品的内容。他还说，他最喜欢我的中篇小说《　杂色　》，他说，如果他写小说，他也将这样写。

随信，捎来了苏联出版的《　当代外国文学　》等两本杂志，杂志上有他写的评介我的作品的文章。

王德胜同志介绍说：托罗普采夫正在废寝忘食地翻译你的作品，以至他的妻子抱怨说，托罗普采夫最爱的人并不是她。

其情可感！我给他回了信，并告诉他我即将去苏联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消息。

在五一节到来的时候，我收到了他祝贺节日的卡片，他邀请我到莫斯科后，去他家做客。

经过多年的隔绝，莫斯科的友人来信给人一种沧桑感。大概还有别的“感”。

我曾经说过，当我试着表现“百感交集”中的若干感而不是只表现“一感”的时候，就要被认为是“意识流”了。但是关于莫斯科、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