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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战，金枪不倒，顶多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会餐罢了。

尽管如此，陈康祺还是相当羡慕这位老爷子活得颇够意思的一生。

“惟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昭影，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郎潜纪闻二笔》）

因此，袁蒋赵三人之中，要以袁枚最潇洒，最豁达，最想得开，最活得自在，最懂得生活享受；同时，也是在有皇帝同时还有文字狱的年代里，在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一个字，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充军发配掉脑袋的年代里，最明白如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如何不谈政治，专管风月，如何在不开罪统治者的情况下，与统治者保持着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若即若离，而又不即不离的关系，当了十年小小的县官，三十出头年纪，就赶紧辞官逃回家来的一个聪明睿智的中国文人。

当然，这是一种压迫下的逃避，但也是逃避压迫的中国文人，所能采取，或者不得不采取的最佳生存方式。说老实话，求杀头，在清代，是极容易的一件事，你不求，他们也要摸摸你的脖子，看看从哪儿下刀，让你活得不那么自在的。如果你真是杀身成仁，老子跟你拼了，其实倒是成全了统治者，他们从此少了一块心病，你也同时等于了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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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4）

老兄的脑袋掉了，还会有其它和后来吗？所以，袁枚的政策是：活下来，不死。争取活，多活。而且，快乐地活。一活，竟活到了八十一岁。我就不相信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一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会不知道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着一个基本上不甚卖他账的诗人袁枚嘛？随园老人是他的臣民，不错，但已不是他驭下的奴才。正是这点“自由”，权且保住自己的命，这位老先生有可能跟乾隆爷比着活。虽然这种极消极地给统治者添堵，未必能起到什么功效，但也未尝不失为一种抗争的手段。不过，人各有天，袁枚最终未能活过乾隆，但诗人死后两年，弘历也随之驾崩了。

无论如何，这位长寿文人，活出了他的价值。

“余巳未同年，多出仕封疆，内调鼎鼐者，可谓盛矣。近都薨逝，惟以奉母故，空山独存，想勤劳王事者，毕竟耗心力，损年寿耶？嵇康有‘圉马不乘，寿高群厩’之语，似亦有理。宋人《咏古树》云：‘四边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年成大厦，也应随例作灰尘。’”（《随园诗话》）

看来，他这番表白，很有一点点卖乖的意思，其实，我认为，倒是老先生对他所选择的这种生存方式，所作的肯定。

袁枚，乾隆四年（1739）进士，这年他23岁，授翰林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有点当今进干部学校进修培训，然后另行分配工作的意思。他26岁时外放江南，先后在江苏的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当了七年的县太爷，据《清史稿》，“遇事尽其能。”在任颇有政声，但他“不以吏能自喜”，33岁时就辞职不干，下岗回家了。第一，我想他可能因为拔擢无望。第二，他自己也觉得官场险恶。第三，也许如此，也许并不如此，大清王朝，无官不贪，他焉能例外，估计捞得也差不多了。就此金盆洗手，一直到老，到死，也不再出山。

中国文人不想当官，或有官不当，具有此等觉悟者，恐怕不是很多的。当了官能激流勇退，不是驽马栈豆，恋恋不舍，而是义无反顾，抬腿就走，具有此等勇气者，好像就更少了。而根本未到应该致仕的退休年龄，他也用不着偷偷摸摸改履历表上的出生年月；33岁，按当代说法，刚过退团年龄吧？袁枚就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这不仅是中国文人的唯一，说不定还是世界文人中的第一呢！

他在江宁任上，曾购得小仓山畔一座废旧园林，略加修葺，名之随园。后来，《红楼梦》走俏时，老先生竟腆着脸自我吹嘘，“彼大观园哉，即舍下之随园也。”他大概依据此园原系康熙织造隋氏旧产而有此猜想；人，有金绝对是要往脸上贴的，文人，犹甚，反正吹牛也用不着上税。据清人钱泳《履园丛话》：“随园在江宁城北，依小仓山麓，池台虽小，颇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游焉。时简斋先生尚健，同坐蔚蓝天，看小香雪海，读画论诗者竟日。”按我肮脏想法，当时，他作为江宁知县的这次地产交易行为，肯定有猫腻，肯定三文不值两文，而且肯定名曰废园，未必会多么荒芜颓圯的。

乾隆十三年（1749），他辞官后退居园中，以诗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