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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桥战役当晚，咸丰帝由懿贵妃（后来的慈禧太后）等陪伴，在圆明园福海上游船赏景。忽听禀报僧格林沁总兵对蛮夷作战大败的消息，皇帝及妃嫔不禁大惊，惟有懿贵妃劝告镇定，力谏皇上御驾亲征，以振军心。

而在京城，一片震惊。王公，宫廷要员和内阁大臣，同样恭请皇上暂舍圆明园，速回紫禁城，亲自统督都城防务。他们认为，若皇帝打算“巡幸木兰”，那只会加剧局势混乱。而且，“长毛”（指太平军）必更嚣张尘上，朝廷军队定将失去斗志。在主战派看来，还有一线补救希望：夷兵不过万把来人，清军兵多将广，且可从蒙古调来援兵。总之，尚须最后一搏，必能稳操胜券……。

僧格林沁不赞同这种“绝望”中的乐观主张。他已领教过英法联军的打法，生怕看到皇上落入蛮夷手中。因此，他竭力恳求皇上“启銮北狩”；其实，这一清室习惯，自1820年以来本已废弃，现在成了托词。

反对皇帝离京者提出各种异议。他们引证历史教训说：皇上一旦出了长城，就永难回来。况且，蛮夷还可能前去热河找他。巡幸北狩，看来系逃避，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有人会乘机篡位！在呈递皇帝的陈情书中，虽未提僧格林沁的名字，但也有所暗示……。

陈情书中，有一位监察御史力劝皇上不必躲到关外。大意是，圣上何以面对社稷黎民百姓？何以面对先帝们及诸神牌位？焉能把传承祖宗基业如履轻弃？千秋万代，将如何评说？国运危难之时，从无君王择“木兰之举”先例，欲以避之……。

然而，在僧格林沁的再三恳求之下，咸丰皇帝还是最终选择了出走。9月21日晚间，皇上决定离京前往热河避暑山庄。次日凌晨，他痛心疾首，先去鸿慈永祜祭祖，向先帝牌位和保佑王朝的诸神牌位辞别；后接见了宫中五大亲王和大学士。而早朝时，皇帝以办和局不善解除载垣、穆荫之职，授恭亲王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留守京师及圆明园，主持抚局，由桂良大学士协办。

随后，咸丰帝仓促离开圆明园，经长春园东大门直往热河；后妃皇子、要臣，以及太监等数百人，“一律扈跸”，另有两千禁旅步骑护驾。此次出行极为艰难，队伍庞大，勤务似无；因走得甚急，既不带御厨；也未备御帐。皇帝和所有随行者一样，七天七夜像逃难似的，一路经受着颠簸与困苦。在去承德路上，他平生第一次只能吃一般人那样的饭菜，如晚餐，仅有稀米粥，睡一般人那样没有褥子的床铺……。

美籍华裔史学家汪荣祖写道，如所预见的那样，咸丰皇帝突然北去，使北京城恐慌不安，几道城门随之关闭。全城百姓一派慌乱，富人穷人竟相逃离处于威胁中的城区，简直是乱作一团。

英法双方本来害怕出现中国皇帝北逃的情况，那样将使他们没有对手了，现在这竟成了事实。葛罗男爵担心地说：“在这个奇特的国家，什么也难以预料。要是在北京找不到议和的人，我们的处境将很困难”。

幸亏，恭亲王留在北京。不过，能留多久呢？

在9月21日决胜八里桥至10月5日出师北京，两周时间业已过去。的确，这一期间，联军将领们正好充分用来调兵谴将，扩充给养；但是，这使随后的事态有所迟误。

八里桥获胜后，格兰特本该乘清兵士气低落，下令追击，强行进军北京，他是否显得过于谨慎，以至谨慎得有罪？如此行动救得了人质的命吗？他身边一个年轻军官这样问道。因对司令官等待时机的做法灰心失望，他曾希望两位副手拿皮耳和米启尔少将能取代格兰特将军任英军主帅。

第十四章　北京啊！北京！（5）

海军上校巴吕当时也认为，直接向北京挺进，比外交行动更为有效。对进军暂停和将帅过于审慎，葛罗男爵最先表示遗憾。10月3日在八里桥营地致书图韦奈尔外交大臣，他这样写道：

“若弹药像期待的那样明天运到，那我们就可向北京进发。而出于对中国政府表示诚意，我们好多次不得不掩饰自己无能为力。如果9月21日，僧格林沁败走的第二天，我们能从我写信的营地继续挺进北京，一切早就在今日完成了。我现在所担心的是，北京将变成一座空城。而最害怕被扣在京城的人质惨遭不测”。

完全和葛罗一样，英法联军上下，无不对人质的命运忧心忡忡。

至于中国首都北京在望，英法官兵欣喜若狂的表现，一些随军记实作者曾有生动的描写。

法军主帅孟托邦惊叹地写道：“北京这座都市，以其何等高大的城墙和方正的城楼，首次印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