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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不时发表不同意见，显示的是周作人真实而复杂的自我——前面已经提到，他并无意掩饰这一点。“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501不妨将此视为一种“复调”，一种自我争辩或自我启发。其中任何一个声音都是真实的，但都不足以代表他的全部。

一九二五年与一九二六年交替之际，周作人以“不打死老虎”结束了这场论战中自己的前一阶段，马上又以“大虫不死”开始了自己的下一阶段——徐志摩时已接编《晨报副刊》，对陈源多所恭维；周作人遂于一月二十日在该报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由此重起与陈源之间的交锋。颇多笔墨纠缠于“叫局事件”：“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502周氏晚年提及此事，犹言“这是当断不断的一个好教训”。及至三月十八日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屠杀民众的惨案发生——那天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燕大，因请愿，不上课。府卫开枪，死伤甚多。”——他作《恕府卫》、《恕陈源》二文，视向民众开枪的执政府卫兵与收受官方贿赂、诬陷死难烈士的陈源为同样“无知识”和“奉令”，——因为“知识似乎不单是指能看几本外国杂志的力量”503。随后更归纳说：“我轻陈源，与他之是否文人毫不相关，我只轻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504“我看不起陈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505周作人将陈源之流此等举止，视为中国知识界发生分化，从而丧失整体上的独立性与反抗性的征象：“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506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4）

三一八惨案后，周作人作《可哀与可怕》、《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等文，言辞质朴，寄意沉痛。他谴责屠杀者，哀悼牺牲者，赞美“新中国的女子”之“大胆与从容”507，但因素不主张请愿游行，故有“白死白死”508之慨。他还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作独幕剧《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有云：“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大屠杀后，我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郁抑，想起这篇东西，觉得有些地方，颇能替我表出一点心情。”509三一八百日纪念时，他说：“据我想来，这决不是普通的事件，实含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值得我们的纪念的。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起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迫压反动的开始。我并不是自诩先知，预备到市场去挂牌卖卜，这三四年来我天天在怕将有复古运动之发生，现在他真来了，三月十八日是他上任的日期。”510以后更说：“我真觉得奇怪，为什么世间对于三一八的事件后来总是那么冷淡或是健忘，这事虽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义却是极其重大的，因为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511直到去世前一年，尚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亦已寥若晨星矣。”

四

周作人虽然将三一八与五四相提并论，其实在他看来，“迫压反动的开始”确切无疑，“解放运动的起头”则要打些折扣。将近一年前，他就在《五四运动之功过》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国民觉醒的起头，自有其相当之价值，但亦有极大的流弊，至今日而完全暴露。”而有关的“妄幻的教训”在于：“以为（1）有公理无强权，（2）群众运动可以成事。”“这两条迷信成立以后，近四年中遂无日不见大同盟小同盟之设立，凭了檄，代电，宣言，游行之神力想去解决一切的不自由不平等，把思想改造实力养成等事放在脑后。”512此话说在女师大###高涨，五卅运动席卷全国之际。周作人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两场群众运动，但是如前所述，特别强调“只发表我个人的私见”；并且公开表示：“这回爱国运动可以说是盛大极了，……我很惭愧自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轻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