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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学成立东方文学系，从预科办起。周作人担任筹备主任，共同任教的有张凤举、徐祖正，三人以后结为“骆驼社”。周作人又应沈尹默之邀，在孔德学校教中学十年级国文课。他的译作集《陀螺》476和随笔集《雨天的书》，分别列入“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与十，于九月和十二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它们展现了周作人宣布“文学小店”关门之后不同既往的面貌。《陀螺》收录的是希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诗歌小品，除直接译自古希腊文和日文者外，均据英文、日文和世界语转译477。虽然只有一小部分是在《点滴》和《现代小说译丛》之后译出，相比之下，却颇能看出“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译者的态度——不是对待翻译，他所取的仍为“直译”之法；而是对待文学的态度——多有变化，即如其所说：“这一册小集子实在是我的一种玩意儿，所以这名字很是适合。我本来不是诗人，亦非文士，文字涂写，全是游戏，——或者更好说是玩耍。”周作人的翻译历程，《域外小说集》前后各是一段落，《陀螺》起又是一段落，多少回到最初那种“觉得很有趣味”的路数去了。

《雨天的书》所收，主要是“自己的园地”、“绿洲”两个专栏之后的随笔作品。作者的趣味、思想，在这本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序言有云：“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如前所述，他强调的不过是自己的某一方面罢了。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0）

三

《〈语丝〉发刊辞》所云“对于一切专制与卑劣之反抗”，要到几个月后，才有教育总长章士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瑜与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人陈源成为靶子；而且在周作人眼中，恰恰分别代表“专制”和“卑劣”。不过他说：“‘那只大虫’在北京教育界跳踉的时候，我个人在日报上曾发表好些评论，但觉得这班东西太无人气，在《语丝》上不曾提到佢们，……”478虽然通称“语丝派”，至少周作人相当一段时间内选择《京报副刊》为直接“反抗”的阵地，发表在《语丝》上的文章则更侧重于文化批评。此外他还和张凤举、徐祖正合办一份纯文艺的刊物《骆驼》，于一九二六年七月面世，但仅出版一期，未见赓续。

一九二二年九月，周作人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师大学生的“驱杨运动”，肇始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周作人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日记云：“下午女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是他首次牵涉其中：“她们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