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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左手，还能做事情。大不了，自己不开车了。比起保尔、张海迪、桑兰他们，幸运多了。我的双脚好好的，能走路。比起这只手，脚更重要，不是吗？”

廖远山没有接话。他左手半握，在鼻子上按了按。鼻子酸酸的，有一种想放声大哭的感觉。他也不知道，怎么这些天变得特别容易伤感，可能正如闻笛说的，人一生病，就变得脆弱。

从计划生育开始，廖远山和牛有为聊开了。牛有为说，农村基层工作有几大难，第一难是计划生育。比如，二胎生育间隔年限和二胎结扎，政策里有明文规定，可是实际抓起来，非常难。没有儿子的，总想生个儿子，即使倾家荡产也要生。这么多年，农村老百姓贫穷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生孩子生穷的。为了逃避计划生育，东躲西藏，责任田荒废了；孩子生下来，要交罚款，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前几年，还有强制手段，严重的房子也拆。本来就穷，哪经得起这样折腾？所以，地方财政收入数字年年上升，可是农民的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想搞点副业，也不容易。碰上年成不好，一场台风，果树没有收成；养鸡养猪吧，不小心一场瘟疫，死个精光。还有老龙河，发起脾气来，谁也不知道后果怎么样。

农业的出路在哪？农民困惑，干部也困惑。有时候，政府想引导农民，可是效果却适得其反。比如，前些年政府号召农民大种马铃薯，农民把水田、坡地，能种的地方全种上。结果呢？到了收获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人家不收购马铃薯了。堆成山的马铃薯发芽发霉，变成烂泥。后来，城里橘子好卖，又叫农民大种橘子，没想到橘子收成，价格跌到两毛钱一斤，连摘橘子的工钱都不够，只好任橘子烂在地里。这样几次三番，农民怕了，一听政府号召种什么，坚决不听。田分到农民手里，种什么收什么，全是农民自己打算，丰收歉收也是农民自己承担。政府既没有很好的指导，也不能分给他们农药化肥。口头上说，政府就是服务，实际上能服务多少呢？

在他们看来，政府能给他们的越来越少，他们要上交的越来越多。公粮、农业税、各种各样的集资费，建大桥修学校什么的，不交不行，可他们的口袋里掏不出钱。政府呢，也穷，穷得有时候几个月也发不出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计划生育工作就更加难。不像经济发达地区，集体财力雄厚，村里自己有厂房有地出租，每年村里的收入可观，除了每月按人头给农民发钱，年底家家户户还有一大笔进账。孩子读书，直到大学毕业，学费全是村里出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看病也由村里负责。他们的计划生育工作非常轻松，农民都很自觉。因为集体可以控制他们的利益，谁违反了，本来应该发的钱就扣除了，直到落实为止。像丰安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距离这个目标很遥远，计划生育工作依然是村镇工作第一难。

接着，牛有为讲了几个故事。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前年冬季计生高潮，牛有为带着几个人，到南水最边远的村庄——黄牛岽村。黄牛岽村有一个对象，已经生下一男两女三个孩子，还是不愿意做结扎手术。黄牛岽村在距离南水镇市镇三十里外的深山里，汽车开到山脚下，剩下的二十里路得靠双脚走。黄牛岽村是个小村，住着三户人家。小村建在山窝窝里，不通公路，不通电，没有电话，完全与世隔绝。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那个小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但既然小村是在南水的地界范围，南水就得管。

管也不容易。那么偏僻老远的地方，谁天天去看着？等到有人报告，那里有个女人肚子大了，二十里路赶了去，根本就见不到人影儿。山高林密，随便哪里一蹲，打破铜锣喊破嗓子也没有用。对其家人做思想工作，教育说服，他们笑嘻嘻地听着，闹半天也不明白你到底说的是啥。计生办主任廖晓芳诉苦，牛有为亲自率队上阵。

翻过好几座山头，爬了一道又一道陡坡，在羊肠小道上跋涉将近三个小时，牛有为他们终于看见了黄牛岽村。太阳当顶，大家又热又渴，一个个累得腿脚发软，气喘吁吁，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上来。带去的干粮大家分了，就着山泉水，胡乱对付了一下肚子，向着小村走去。

计生对象不在村里。事实上，远远看见山路上走来一帮人时，他们还在吃午饭。等到一帮人到了村前，他们才不慌不忙地闪进后山的树林。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他看得见你，你找不着他。一个上了年岁的阿婆坐在木墩上喂孩子，拖长音调招呼牛有为：“同志哥，来了呀。来，进屋喝茶。”

几个人前后左右观察了一遍，没有发现目标。廖晓芳告诉牛有为，老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