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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相见，成了最要好得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得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按，如上述之外还有《琵琶记》、《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兰苕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等传记、笔记小说及《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无意义小说）。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三十多部小说了”（胡适《四十自述？（一）九年的家乡教育》）。

这些小说，都是用当时白话叙述的，胡适读它，无疑是潜移默化，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鼻祖后来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到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封建迷信风气像山岚一样不可驱赶地弥漫在皖南崇山峻岭的每一个村落里。胡适幼年时，母亲为保他健康长命（他身体先天不足），常让伯娘带去烧香拜佛；还把他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取了一个佛名（胡适只记得上一个字“观”，下一个字忘了）；去外婆家时，路上有庙亭，动辄膜拜；眼翳病好了后，随母亲到古塘去烧香还愿……他太小了，都是无意识的、被迫的。但有一件事是出于他心愿的：他做了一个孔夫子神龛，有内堂，有神位、祭桌、烛台……仿照家塾和大姐家的样，工艺做很认真、精细。母亲对此很高兴，提供一张小桌子、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月半，提醒儿子焚香敬礼。这一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对学界至圣祖师爷的敬崇礼拜，和民间对鬼神的盲目迷信膜拜，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吗，胡适家大门上，贴着他父亲遗墨条幅：“僧道无缘”，已由大红色褪到粉红，又渐渐变成淡白色。

胡铁花应该是不盲从神鬼迷信的。他在协助吴大　郑州治黄患办河工时，曾嘲笑治河官吏祠祭膜拜水蛇虾蟆之类“河神”。他虽然未曾受过近代自然科学的洗礼，但他笃信程朱理学，因袭古代自然主义宇宙观。“天地氲氤，百物化生”。他在给儿子编撰的《原学》，开门见山就这样说。父亲去世的太早，不能直接授予他的无神论教育，但胡适说：“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候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胡适《四十自述？（二）从拜神到无神》）。

父亲闪光般的影响固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不过使胡适从上庄拜神阴影中走出，鹤立鸡群地自觉进入无神境界，主要是靠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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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司马光、范缜得了我心”（3）

首先，他从朱子的《小学》中，读到史学家司马光家训中有关评论地狱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精神震动了！胡适对朱子《小学》是能全书背诵的，但总是不甚了解，然而就是这句话，一下子使他联想起他曾读过的《木莲救母》、《玉历钞传》等卷子中所描写的地狱里“上刀山、下油锅、抛奈何河（喂饿狗毒蛇）”的惨状，人死后已然“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你随便怎么折磨我，“亦无所施”啦。自此，胡适对世俗迷信“死后受审判”的观念，就开始怀疑起来了。

胡适11岁时，他的二哥绍之从上海回来，给他带来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已经对他有过启示，司马光的名字无疑是闪光的。于是胡适便撇开了塾师要他读而又不感兴趣的《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这时他已能句读古文），捧读“通鉴”。他很喜欢这部历史书，读得很认真，当他翻阅到第136卷时，论述5世纪时哲学家范缜与梁朝群官当众辩论“神灭论”时，眼睛发亮了。

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忘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范缜用浅显的刀子与刀口锋利的比喻，说明形与神相互依赖的关系。没有刀子就没有刀口的锋利，没有形体岂能有神魂吗？胡适惊叹道：“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

同在第136卷内，还记述了范缜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因果轮回说。范缜用“偶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