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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队里一定有靠山。他每次整我们，我都气得浑身冒火，在心里狠狠地骂他，反复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句话就在嘴边，但我从来没有说出口来。作为知青，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疚感，觉得对不起我们队老乡。

马：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会不会因此压你，不许你回城，不让你上大学？

叶：我没想过。我想他没有那么大权力。可是我即使当面顶他，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他不会把我当回事儿。当然这样解释是为自己开脱。我觉得负疚是因为我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从小咱们受的教育是要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却这么软弱。

我做过一阵大队“电磨”的会计，“电磨”就是粮食加工厂。大概因为前几任会计手脚不干净，大队就让知青去管账。我每天在机器轰鸣的屋子里开关机器，称粮食收钱，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粮食粉末，头发全是白的。在“电磨”的日子里，我开始明白“走后门”是怎么回事。常有干部、有时包括公社干部拿自家粮食来，放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人了。你给不给他们加工？加了工收不收钱？就算我不给他们加工，和我一起干活的一个老乡早就把他们的粮食加工好了。有时快下班的时候几个干部一起来了，拿了粮食就走，没有二话。很快我就明白，他们是不会给钱的。跟我关系好的老乡，有的也把粮食悄悄放下，跟我点点头就走了。

渐渐地，我学会了判断每一种情况，不在加工厂我不会知道这中间的“学问”。干部的钱你是收不到的，只好认账，但是大部分人的钱你必须得收，否则加工厂就没收入了。在哪儿划一道线呢？对大部分老乡朋友，我只能管他们要钱，要不然我这个营生没法干。只有高典老汉，我就不收钱了。他实在太困难了，因为身体有病干不了重活，工分挣得少，家里负担又重。每天下班后结账时点着花花的票子，我的感觉很复杂：我实际上是给干部们走后门做了同谋，又不能帮助队里那些也很困难的乡亲们。至于收入上缴之后大队是怎么花的，有没有贪污，我就都不知道了。在加工厂干了几个月我就不干了，又回到队里去锄田。

无形的墙（1）

叶：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小后生经常问我们：“你们在城里看电影吧？溜马路吗？”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们永不疲倦的话题。他们想象城里人吃饱饭了没事干，穿得干干净净的，男男女女挎着胳膊，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就是农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体面”，有闲。年纪大一些的老乡只是听，什么也不说，他们似乎已经不向往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可是小后生们想象的城市生活画面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天顶着太阳弯着腰、锄着叶子已经开始剌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离我也很遥远了。

马：城乡差别大概是我们每一个插队的人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感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农村会这样穷？

叶：我有好多疑惑：为什么老乡不热爱集体，反倒老想办法占集体的便宜，干活的时候能偷懒就偷懒；为什么越干越穷？“受”了一年，还是吃不饱穿不好？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那么大？我已经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但是对这些问题，我没有去深想。当时听说有些爱思考问题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凑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他们还看些理论方面的书籍，形成了自发的“地下沙龙”，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国农村改革的种子。我很敬佩他们，但是我们村知青中没有这样的人。

马：听你讲起来，你们和老乡的关系还不错啊。

叶：个人都还可以，每个知青在村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户”，逢年过节老乡到知青院叫我们去“吃请”的喊声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学会了讲当地话，我说得最不好。刚去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听懂60％左右的话，还得连猜带蒙。后来大家都学，成了风气，我们全县都是这样。前些年，我跟几个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第一个村里的人，他问我们是什么人，一个女生脱口用雁北话说：“忘球啦？”（把我们忘了？）我听了又想笑又想哭，当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老乡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去山阴县插队的学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当年北京两所最好的中学。我们村的知青里不但干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干子弟集中。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同学的家长中，能找到中共从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九大的。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