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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法院的判决下来，两个人都是死刑，公审大会在离我们8里地的公社所在地召开。那天大队停工，全体社员都得去公社开会。公审的都是刑事犯，有六七个人，我看到了我们村那对男女，他们的罪名是“因奸杀人”。那个小伙子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他的嘴被勒上了绳子，不能发声，他用眼睛在人群中搜寻熟人，神情很镇定。那个女人看起来很普通，没给我特别的印象。法官宣读完判决，大会立即结束。各村来的人很多，一时非常混乱。我正要往上河西方向走，突然看见押着犯人的卡车在我面前一块空场停了下来，犯人们被推下车，几声枪响，他们在离我仅几米之外的地方倒地身亡，全部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一口气还没喘上来，就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一些人拥将上来，将死人的脑浆收集起来，包好带走。这群人里我看见了我们七队一个社员。

在此之前我连死人都没见过，如今我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看到了似乎在蒙昧蛮荒的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此后的若干天，我几乎天天夜里做噩梦，血腥恐怖的场面挥之不去。

后来我听老乡说，用新鲜的人脑浆治疗毒疮是当地人相信的偏方，这个说法让我想起鲁迅小说里的“人血馒头”。咱们中国人，不分南北，都有很“邪”的、用“现代”观点看十分野蛮残酷的治病办法。我们队那个社员长年累月长疮，让他不堪困扰，有时他会用很脏的布把长疮的部位包起来，让人看着就很难受。村里有两个半脱产的“赤脚医生”，他们会简单的针灸，备有一些常用的西药，还种着一块中草药地，但他们显然治不了那个社员的顽症。野蛮的办法不但和愚昧有关，也和无助有关。

公审大会过了很久，老乡们还在惋惜那个被枪毙的大后生，念叨他是个多么好的“受苦人”。

“七尺灰”

叶：除了贫穷，我还感受到了干群矛盾，有时相当尖锐。我们村只要大小是个干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不下地是最大的好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好处，比如分东西的时候分得多一些，好一些。在我们那么穷的地方，多一点儿少一点儿就很不一样。哪怕一些为人不错的干部都这样做，好像这是当干部理所应得的。老乡们心里不满，常发些牢骚，但也无可奈何。

我们7队的干群关系格外不好，社员们背地里管我们的队长叫“七尺灰”。“灰”在当地是“坏”的意思，这个人个子很高，“七尺灰”的意思是“高个子的坏蛋”。他很少下地干活，平时所谓上工就是拿把镰刀，到地里各处转悠，看看哪块地该锄了，过两天让社员去锄。他转一转就回村了，不知在哪个炕头坐着抽烟聊天去了，这样就挣了一天工分，还是最高分，老乡管这种工叫“遛弯工”。

1972年，北大荒军垦战士在沼泽地修筑公路。（新华社稿）“七尺灰”偶尔下一次地，我们就要“受死”。

马：受死？

叶：我们那儿管干活叫“受苦”，“受死”就是让你拼命地干活。平常“七尺灰”不来的时候，是副队长领着干活。我们走到当天要干活的那块地，有时离村里好几里路远，副队长说“抽袋烟吧”，大伙就在地头坐下来，这一坐半天不起来，抽烟聊天磨时间。抽了几袋烟以后，副队长慢悠悠地站起来，大伙儿这才开始干活，中间还休息一下，等到快晌午就收工了。这样一种劳动态度，让我很早就明白社员们没有积极性。成年劳力还好一些，十六七岁的小后生们尤其不好好干。他们锄田的时候，地头锄锄，中间划拉划拉，就到了另一头，在地上坐着等大伙过来。

可“七尺灰”一来我们就得受死。他精瘦精瘦的，平时不干活，养足了劲儿，偶尔到地里来，还常常是我们干了半天他才到，一来就腰也不直地锄地，他腿长，大步流星，你还得跟上。到快晌午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如果出早工的话，清早就开始干活了，早饭是担到地里吃的。我们知青的早饭还有干的，通常是一个玉茭窝窝，老乡就是稀薄的玉茭糊糊，里面能放几块山药就很不错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吃野菜团子。到了中午大伙儿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别的队都回家了，从我们地头经过时，“七尺灰”好像没看见，我们只好继续干。这时候我觉得太阳特别毒，地头特别长，肚子特别空。四周安静极了，只有我们7队社员在默默地“受”。

“七尺灰”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么整我们一次。我们队的社员都恨死他了，背后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可没有一个人敢当面顶撞他，大家都怕他。他虽然年纪也就是30多岁，可是辈分不低。他能这样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