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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馆。小洞天在大轰炸中毁了，搬到一家大棺材店，原来是平放的一口口棺材，现在都一口口摆上去了，我们便在棺材边上吃饭。就在这种情况下，五六个人每餐所费也不过三四元。

我所说的几乎都只是提到价钱，但是，不论是大餐馆还是包饭的小饭馆，其味道我可以肯定是以后我在上海、北京以至香港所吃的川菜所不及的。当然，我在香港也只不过吃过两三家，并不能以偏概全，而且菜盘上的装饰以及金碧辉煌的楼堂，那是以前所难以比拟的。

第二年，我去到仰光，一桌乳猪全席，鱼翅如手掌，鲍鱼全只，燕窝甜品等等，每桌三十二卢比（每卢比等于港币一元二毫）。

我还得交代姑姑筵的事，究竟菜式中有没有龙肝凤胆，不知道。只听说，食客问侍者要豉油，侍者曰：咸淡早已在厨房安排好了。就是说：豉油欠奉。

朝代更变，解放了。在十几元一桌烤鸭宴中，北京又出了每桌八十元的谭家菜。不过谭家菜是从八十元逐渐降到五十元、四十元。一九五九年香港一富商吴性栽在北京请客，就请的是四十元一桌。

烤鸭也曾在“三反五反”中卖两元一只，而且送货上门，烤鸭放在保温箱内，带刀砧上门片皮，还不许给小账。

不久，一场小小的灾难席卷中国大地，人们要命不要钱，只要出现可以吃的东西，立时抢购一空。有的农村饿死人；有的地方在屋前屋后偷偷种上一些蔬菜瓜果，身上钞票就无处花。据说有一个老农民拿一张五元钞票买五角钱的东西，口中念念有词：拿去用吧，反正我也没啥用。

酒楼饭馆要有关系才能进得去，物物交换这种共产公社便从那时开始。纸烟店有烟，肉店有肉，酒铺有酒，饭铺有菜，你需要什么，可以以有易无。

有人在民族宫那个宁静的大餐厅设羊肉宴请客，羊肉来自甘肃，鱼来自青海，花生米成为宴会佳果。

我曾在华侨大厦楼下的大同酒家——它是从广州分来的，抢购到一勺“浆糊”羊肉，一勺五元，主要是芡粉。

那时猪肉讲究三或四指膘，即是肥油要一两寸厚。

往事如烟。如今又在经历一个新的年代。我以上谈的几乎都是民间的吃。这些年来，公家的吃，谁也无法写全，但我想提一条作为插曲：有一个三十人的两天会议，餐餐大宴，佐餐的茅台、大曲不算，光啤酒就饮了七百五十瓶，以至酒气熏在残羹上，喂得肥猪也大醉。

还是再说民间宴会吧：有客人进门，每人送上包大Kent，上桌，再敬一包555，席终，又一包Kent。有开宴第一道菜，用十元人民币叠成十朵花，每人一朵。有一宴会高峰时，每桌端上一道菜——十只进口手表。有水晶包内藏一只金戒指。有一道汤，汤上漂着十只用美钞折成的小船，每人一只。

还有什么新奇的菜色么？有！将来一定会有人在一道饺子中藏一彩票，中彩者领回美女一人，小孩拈到，可做妈咪；女的拈到，可做姊妹，男的拈到，可做小老婆。

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　想看书来

食色性也

报刊、电视每天都在谈吃。我也凑个热闹，先谈谈一些风味小吃吧。

孔子曰：“食色性也。”我用孔老二这句话，只是为了证明连老孔都以食摆在第一位，此文与色无关也。

所谓“食在广州”，不知典出哪朝哪代；但“食在上海”，想来应在二三十年代之间；“食在四川”在抗战时期；“食在香港”则是近一二十年间事。品种也多，真是万方来朝，包罗万菜，几乎全世界的美食都集中到香港了。至于中国菜，种类更繁。广东的当然仍是最多，有广州、潮州、海南、凤城、梅县、东江等；苏浙有杭、扬、苏、锡、沪；以北京菜招徕的也不少，但我竟连满清王朝老家沈阳，和孔夫子老家山东的菜式也不知道。

什么是北京菜，我在香港几家老牌京菜馆吃过之后，这回到了北京，朋友们请来请去，都是挂着山东风味的招牌。到北京烤鸭店，一吃，仍是与山东风味何其相似。

我忽然似有所悟，这所谓北京烤鸭，原来就是山东菜式，北京偌大城市，如果拿不出几样像样的菜，怎能说得过去？因此，山东烤鸭只能入赘北京或者像移民一样，叫做“鲁裔京鸭”。平时在全聚德伴随烤鸭的各种菜式，理所当然的也就成为北京菜了。

如此看来，山东风味可能历史久远，而孔夫子恐怕早就是一位美食家了。

至于满清王朝的老家东北沈阳的菜式，只记得，那价格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