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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者的衣服，使用油与发髻绑头发。他们现在在雨天使用雨伞与斗篷，不用草帽与蓑衣。费用增加导致乡村衰微，人们离开乡村……农民绝对不可忘记他们的身份。农民从商或乡村有美发师都是不敬的。今后，农民应该避免所有的奢侈行为。他们要过简单的日子，专心农耕。

生活水准改善显示经济健全。这健全状态的原因反映了机敏与机运的结合：

⊙　生产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知道经济效率与家庭规模之关系的结果，但也是农业技术改善的结果；

⊙高识字率有助于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活动效率的提高；

⊙　参勤交代制度使得大名必须获得流动性资产，以应付其庞大的各种费用，因而促成复杂的经纪和交易机制与先进货币经济的产生；

大多数大名出售藩领地内多余的食米，但有些大名也把专门化的经济作物换成现金，诸如来自南九州岛津家族萨摩藩的甘蔗作物。至18世纪，这复杂的机制甚至包括期货市场。

⊙　由于经济活动增加，经济活动也随着多样化与专门化，因而更进一步提高效率、商业化与货币化；

⊙　和平与政治结构提供了有助于国家稳定的环境；

⊙　由于阶级制度，幕府未特别认真看待商人，给他们广泛的自治，对他们课税也相对地轻。

商人的崛起对日本的未来特别重要，诸如三井、住友等大商社都是在本时期发展起来的。获取利润的想法曾经被统治阶级轻视为不高贵，但现在逐渐被接受。石田梅岩（1685～1744）甚至发展了一种称赞赚钱与商人角色的哲学。

然而，商人的崛起也是最终拖垮德川政策的另一因素。把商人置于底层的阶级制度明显与现实脱节。在此现实下，大名欠商人大笔债务，而在某些情况下被商人控制，这是时有所闻的。有些商人获得武士特权，而有些武士则从事商业。作为德川政策支柱的如同坚冰的阶级制度，现在不可避免地开始解冻。

第四节　洋鬼子重返与幕府垮台（1）

日本借着长崎的荷兰商馆跟西方保持某种程度的接触。日本仍对“西学”（洋学或兰学）有兴趣，甚至非常仰慕，尤其是自然科学。医生学者，诸如恩格柏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菲利普·西伯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给日本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两人都是日耳曼人，但都被长崎的荷兰商馆雇用为医生。

时常有未经准许的西洋人在这个闭关自保的国家的海岸登陆，有时是故意的，有时是无意的。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处死。约从18世纪末尾起，当西方列强在太平洋与东亚较活跃时，若干国家尝试重开关系，至少希望为其过境船只获得补给权。这些努力也注定要失败。1792年俄国首次尝试，接着1804年又尝试，但都失败了。英国在1797年、1808年、1818年曾三度尝试。在日本海域附近有捕鲸船活动的美国，先后在1791年、1797年、1837年尝试，而在1846年与1849年特别努力地尝试。

至19世纪中叶，幕府已了解西洋人不可能不理日本。但当日本知道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大清帝国时，日本更决心不让西洋人接近。在坚强的民族主义者的协助下，日本甚至尝试阻止讨论有关跟西方建立关系的问题。高野长英（1804～1850）因大胆敦促开国跟外国接触而被监禁且后来被迫自杀。甚至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妥协观点也惹来杀身之祸，他提出“东洋之道德，西洋之学艺”（东方道德，西方科学）的口号，提倡融合日本与西方的长处。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提出“尊皇攘夷”口号。排外情绪可能获得幕府的欢心，但另一半口号不是那么受欢迎，因为这暗示对幕府本身缺乏尊敬。

尤其从大约19世纪30年代起，人们逐渐感觉幕府正失去控制，而人们也不再尊敬幕府。幕府未能对1833～1837年的严重饥荒作出建设性的反应。1837年甚至爆发大盐平八郎（1793～1837）领导的叛乱。大盐是大阪的儒者官吏，他长久以来不满政府缺乏效率与腐败。大盐之乱是小规模叛乱，但幕府因无力敉平该叛乱使人们更加不尊敬幕府。大盐本人虽然自杀，但他成为民众反抗腐败与缺乏效率的政府以及反抗被政府宽容的贪婪商人的象征。幕府确曾通过若干改革，但都没效果。